显而易见，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中国”过于狭隘，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必须廓清所谓长城、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另一方面在批评“华夷之辩”大汉族主义倾向时，要准确阐释在所谓“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八，成公十五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华书局影印本。） 春秋大义中“中国”与“四夷”共处“天下”的同一的一面。《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言“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注：《二十四史·后汉书》卷八十五，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1997年版。），明太祖朱元璋讨元檄文所言“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与上文所举《明神宗实录》将海西、建州女真与属国朝鲜加以区别，都雄辩地证明，华夷的分别，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分别；华夷的对立和冲突，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对立和冲突。古代“四夷”与“中国”一切恩恩怨怨都不过是历史上中国这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家事。
    总之，身为夷狄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甘被自视优越的汉族视为任人践踏任人宰割的下等族类，他们必欲争取华夷平等的政治理念以及建国称帝的举动，强烈地震撼了江河日下的明朝统治者，对根深蒂固的儒家“华夷之辩”理论体系也发出了空前有力的挑战。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国”，在不脱离大中国的大前提下，努尔哈赤父子对自己政治地位的体认与传统儒家的国家观并无二致。恪守祖宗家法的清太祖、清太宗的后世子孙们，将在更加广阔的政治舞台上，以天命所归的“天下中国之主”的角色，解释、演绎和推广他们在开国时代的理念和经验。
    “统驭天下中国之主”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顺军陷京师，崇祯自缢于煤山，明亡。四月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多尔衮，请定进取中原大计，此时犹不知明朝灭亡。四月九日，多尔衮率大军启行，十三日师次辽河，始知大顺军占领京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清军与吴三桂军联合击溃李自成大顺军主力，追杀四十里，五月二日入据京师。当年十月，顺治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称大清国皇帝“祗荷天眷，以顺民情”，“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注：《清世祖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乙卯。） 此前一年，顺治在盛京刚履行过大清国皇帝祭天登极仪式，此时他二度祭天登极，意在向天下郑重昭示，他和他的叔父摄政王实现了其父祖得天眷佑的遗愿，正式成为中国的主人。
    明清鼎革，顺治虽不改关外时期“大清国皇帝”名号，但清朝皇帝的角色实际上已发生本质变化。下面首先探讨他们对“中国”概念的理解。
    清初皇帝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们既“仰承天命”“抚定中华”，即理所当然继大明为“中国”之主，（注：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四月丁卯；《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故明所辖的版图及版图上的子民全部归其所有，故明所代表的一切国家主权由其行使。尽管顺治以至康熙中期40年间清朝还在步步推进着对明朝治下“中国”的统一事业，但他们对整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着坚定的原则立场。定鼎燕京前，南明诸臣拥立福王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摄政王多尔衮遂致书史可法，称“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夫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注：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元年七月壬子。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中华”大国为清朝所主，故明福王可以远仿关外孔、耿、尚三王，近效降清的平西王吴三桂，甚至可望“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但国家主权绝对不容分割，“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再看康熙与台湾郑氏政权的谈判。顺治十八年（1661）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以为抗清基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康熙打算采取招抚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甚至允许承继郑成功统治台湾的郑经接受“藩封，世守台湾”（注：江日昇：《台湾外纪》第20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但在谈判中郑经坚持“比朝鲜，不削发”作为投诚条件，被康熙断然拒绝，理由如康熙所言：“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注：《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第272页，“敕谕明珠等比例朝鲜不便允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因此，清朝与台湾郑氏集团的多次谈判皆无果而终。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藩之乱”业已平定，而台湾内部又呈乱象，康熙决策命将出兵，一举统一台湾。
    与江南、台湾有所不同，明朝未能实施直接统治的厄鲁特、喀尔喀等边远地区，则暂时可以划界分治。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与厄鲁特因边境“番夷”归属发生纠纷，顺治传谕厄鲁特巴图鲁台吉、土谢图巴图鲁戴青等说：“分疆别界，各有定制”，“傥番夷在故明时原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与蒙古又何与焉？”（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顺治十三年八月壬辰。） “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清楚地诠释了清朝皇帝心目中的“中国”的概念。尽管边远地区还一时不能纳入中国版图，但与故明曾有封贡关系的汗王活佛只要承认清朝“中华大皇帝”的地位，仍然可以延续以往与“中国”的关系。顺治在赐西域阐化王王舒克等贡使琐诺木必拉式号妙胜慧智灌顶国师时说：“今天下一家，虽远方异域，亦不殊视。念尔西域从来尊崇佛教，臣事中国，已有成例，其故明所与敕诰印信，若来进送，朕即改授，一如旧例不易。”（注：《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九，顺治五年七月辛卯。） 原来明朝的属国，亦照此思路一体办理，如清初琉球通过改换敕诰印信很快恢复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注：《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二，顺治四年六月丁丑，谕琉球国贡使：“朕抚定中原，视天下为一家，念尔琉球自古以来世世臣事中国，遣使朝贡，业有往例。”）
    上述事例表明，清初皇帝使用“中国”一词时沿袭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沿袭了古代传统“中国”的概念，是指古代汉族王朝治下的以中原内地为主的地区。所谓“以绥中国”“抚定中华”（注：《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四月丁卯。） 含义就是，将次第削平中原反清势力，首先完成“中国”统一。然而，毕竟物换星移，时代变迁，清初“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有了很大推展，一是漠南蒙古，一是满洲发祥地广袤的东北地区，都已视为“中国”版图了。
    漠南蒙古，清朝文献称“外藩四十九旗”、“四十九旗”（注：康熙《大清会典》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内蒙古”（注：嘉庆《大清会典》卷四十九，《理藩院》。《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四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内扎萨克”（注：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四七，《理藩院·朝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四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旧藩蒙古”（注：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四。《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书店。） 等，共二十四部，是从明朝边外蒙古演化而来。其归附清朝原委，康熙《大清会典》作了这样叙述：鼎革前“率先归附”，土地人口“悉隶版图”（注：康熙《大清会典》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其疆理“东至盛京、黑龙江，西至厄鲁特，南至长城，北至朔漠，袤延万有余里”（注：据乾隆《大清会典》卷七十九《理藩院·旗籍清吏司》。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有关朝集、贡献、宴赉、编户、比丁、刑罚事宜由理藩院“主客清吏司”等衙门管辖，虽称“外藩”，实“视内八旗无异”（注：康熙《大清会典》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正如乾隆《大清会典》所说：“国家肇基东土，威德远播，漠南蒙古诸部落，或谊属戚畹，或著有勋绩，或率先归附，咸奉其土地人民，比于内臣”（注：据乾隆《大清会典》卷七十九《理藩院·旗籍清吏司》。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从清朝文献，特别是清初文献考察，漠南蒙古不过借用了传统“外藩”说法，其实质却与内地各省并无不同；岂止并无不同，其与清廷关系的紧密程度还要超过内地各行省，“视内八旗无异”、“比于内臣”之类亲切提法就足资证明。满族统治者毕竟与怀有“华夷之辩”偏见的汉族统治者不同，而与蒙藏民族有着天然的亲合力，历史上他们对汉族中原王朝统治者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感同身受，息息相通，因此清朝皇帝一旦为中国之主，很容易视蒙藏民族为盟友，而蒙藏民族因气类相近的满洲作了“中国”皇帝，因此常取不自外于“中华大皇帝”的态度。这在下面还要加以阐述。但对待蒙藏民族上层汗王活佛的规格又取决于他们对清朝皇帝的政治态度，漠南蒙古在满洲创业时“率先归附”，所以格外珍视。关于漠南蒙古的地位，还要特别重视清初文献“悉隶版图”的提法，及体现“悉隶版图”诸标志，即有关漠南蒙古各部朝集、贡献、宴赉、编户、比丁、刑罚事宜由理藩院主客清吏司等衙门管辖的管理体制，这里应特别指出体现国家治权的编户、比丁、刑罚几个最重要方面，以及直接由与六部平行的理藩院管辖的隶属关系。与传统汉族王朝对待所谓化外蛮荒“夷狄”地位的体认及由此决定的“羁縻”式粗放型管理体制比较，清初皇帝对漠南蒙古的态度、政策和管理体制具有突破汉族中原王朝固有框架的开创性历史意义，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与巩固的意义不可低估。在清朝皇帝看来，漠南蒙古是率先经过整合纳入“中国”版图的边外民族，这一从开国时期逐渐摸索积累的经验具有典型示范意义。此后百年间，昔日边外其他蒙藏民族情况虽殊，但大都按照漠南蒙古模式陆续纳入大清国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