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是满洲发祥地，八旗入关后，仍是陪都所在，白山黑水的崇山峻岭、江河湖泊之间还生活着满族及其兄弟民族，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理所当然是在清朝皇帝治下的版图之内。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国与俄国签订划定中俄边界东段的《尼布楚条约》并立碑于界，以记两国边界走向，《清圣祖实录》这样记载此重大事件：“碑曰：大清国遣大臣与鄂罗斯国议定边界之碑。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鄂罗斯。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其南岸之眉勒尔客河口所有鄂罗斯房舍迁移北岸……不以小故沮坏大事。仍与中国和好，毋起争端。一、从前一切旧事不议外，中国所有鄂罗斯之人，鄂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还。”（注：《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三，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丙子。） 条约中凡与俄国对称，一律用中国。 这足以证明广袤的东北地区早在清开国时期已纳入大清版图，随着清朝皇帝入关为“中国”之主，那里的土地和人民自然为“中国”的土地和人民。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还有清初皇帝使用“天下”一词的含义。昔日努尔哈赤对明国万历皇帝讲“天降大国之君，以为天下共主”，如今明清鼎革，乾坤翻转，作为天命所归的“大清国皇帝”已承继明朝皇帝为“大国之君”，理所当然是“天下共主”。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天下”一词，空间含义甚为深广，康熙说：“地理上应天文，宋儒云：天下之大，不可执中国地方推算。其言甚精而有理。”（注：《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七，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乙巳。） 康熙中，喀尔喀内乱，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归附清朝并为康熙所接纳，准噶尔为此责问清朝使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阿喇尼答称：“我皇上为统驭天下中国之主。此一二人之命，有不思生全之者乎？”（注：《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二，康熙二十八年十月。） 这里的“天下”是相对“中国”而言，指环绕“中国”的第一重空间（“天下”的第二重空间，下一节展开论述），那里居住着与“中国”同根、但尚未“向化”的“四夷”，当时主要指“中国”周边喀尔喀、厄鲁特、青海蒙古和西藏等尚未纳入大清版图的边远地区。康雍乾时期完成国家大一统的伟业，具体来说，就是将“天下”第一重空间纳入“中国”版图，使居住在那里的民族“中国”化。
    先来考察这些地区与清朝关系的实际状况。
    定鼎燕京前，喀尔喀三部、厄鲁特与清朝已通使问好，（注：《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七，天聪十年二月丁丑条：“以阿禄喀尔喀部落初遣使来朝，赐硕雷”。） 故入关后称其为“旧好之国”（注：《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顺治六年十月壬辰。）。但如康熙日后所言“昔太宗文皇帝，以次收定四十九旗蒙古，后欲全收北边喀尔喀，未及行而太宗文皇帝宾天”（注：《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二，康熙二十八年九月戊戌。）。可见喀尔喀、厄鲁特与漠南蒙古四十九旗不同，清开国时并未纳入清朝国家版图。明清鼎革，入关伊始，天下大势未定，不可想象蒙古大国喀尔喀、厄鲁特会立即向自称“统驭天下中国之主”的清朝皇帝三跪九叩，俯首称臣。还要经过一段漫长的历史进程，喀尔喀至康熙中内附，厄鲁特则至乾隆二十年代，胜负才见分晓。这中间喀尔喀、厄鲁特与清朝或战或和，清朝称其为“部落”“国”“尔国”（注：《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一，顺治十二年五月壬寅。） 或“本朝职贡之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一，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庚子。），其来“进贡”者称为“使臣”。但清初皇帝作为“统驭天下中国之主”，居高临下，对喀尔喀、厄鲁特等行文称“敕”，喀尔喀、厄鲁特来书则称“表”，仿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做法，对其“酌封名号，给之册印”（注：《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顺治十年正月戊子。），顺治谕旨甚至对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等曰：“朕为天下主，尔乃弹丸小国之长。”（注：《清世祖实录》卷七十，顺治九年十一月甲申。） 在形式上，喀尔喀对清朝还有所谓“九白年贡”，清朝则回报以丰厚赏赐。（注：顺治十二年初定例：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等八札萨克，每年进贡白驼各一、白马各八，谓之九白年贡。清朝赏每札萨克银茶筒各一重三十两，银盆各一，缎各三十，青布各七十。以答之。据《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五，顺治十二年十一月辛丑。） 对清朝来说，这一切关乎国家体统尊严，不过，见于清官书记载的“朝贡”“上表”“册封”之类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实际上喀尔喀、厄鲁特追求甚至坚持与清朝地位平等，顺治中，曾为清朝使臣觐见喀尔喀汗礼仪争执不下，停止遣使。（注：《清世祖实录》卷七十，顺治九年十一月“甲申条”：“谕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车臣汗、伊思丹津喇嘛等曰：朕曾遣使至尔处，迟至两月余，乃先令拜塔而后见尔等。”） 康熙荡平三藩后特派大臣往喀尔喀、厄鲁特宣谕并大加赏赉，使臣奇塔特等请示“敕书赏物，臣等作何交授”，康熙说“伊等向行之例，俱用蒙古礼。今若凡事指授而去，或致相岐，行事反多滞碍。厄鲁特、喀尔喀依彼蒙古之例，大加尊敬，则已。”（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三，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乙卯。） 可见康熙并不拘泥晋见蒙古汗王礼仪的形式，而从两国关系现状出发，指示使臣入乡随俗，便宜行事，行“蒙古礼”亦无不可。清初与喀尔喀时有战事，双方文书来往，不免恶语相加。喀尔喀部落札萨克图汗称满洲为“红缨蒙古”（注：《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一，顺治四年四月丙子。），顺治立刻反驳说：“我朝原系红缨满洲，所称蒙古为谁？”又针对来书“不名，又‘尔我’相称”，质问“意欲与我敌体乎？”（注：《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二，顺治四年五月乙巳。） 剑拔弩张，俨然处于敌对状态，以故喀尔喀内附之际，清廷大臣还说“喀尔喀素称不驯”，“汗等恃其部族人民数十万众，未尝躬修臣节”。（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壬子。） 在这种长期紧张对峙的情况下，同为蒙古但被视为“属下蒙古”（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七，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卯。） 的“四十九旗”与喀尔喀、 厄鲁特“分疆别界”（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顺治十三年八月壬辰。）。界址称“边汛”、“汛界”（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六，康熙二十七年七月壬申；卷一四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辛巳。）。喀尔喀与清朝的关系至康熙中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