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是女真人支脉，有“本大金之裔”（注：《后金檄万历皇帝文》述及萨尔浒之战时说“南朝又说我何敢举兵抗拒，中国发兵四十万，四路齐进，意欲剪灭除根”，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295页；《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正月：“己亥年我出师报哈达，天遂以哈达畀我，尔国乃庇护哈达，逼我释还其人民。及释还哈达人民，复为叶赫掠去，尔国则置若罔闻。尔既称为中国，宜秉公持平。”同书卷十八，天聪八年三月：“明国复无一言。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 的强烈意识，又深受蒙古文化的影响，他们继承的是北方民族大胡和东胡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他们的实力足以自立甚至与明朝治下的“中国”抗衡时，以“辽金元三国之主”的后继者自居是合情合理的。但在承袭儒家思想体系的中国观和天下观的明朝和朝鲜看来，则是骇世惊俗大逆不道的举动。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起兵未久，朝鲜政府就得到情报称“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将为报复中原之计”（注：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四册，第153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至建国后金，明朝方面更惊呼“（奴酋）黄衣称朕”（注：据《东夷考略·建州》，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战役后，朝鲜“咨报奴酋移书声吓，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斥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意甚恣”，《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74页。）。但必须指出，无论崛起中的边外枭雄努尔哈赤、皇太极，还是身居朝廷、为天下共主的明朝皇帝，都认同事实上存在的大中国框架。
    上面已经提及，努尔哈赤在与大明决裂前，自称“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所谓“边疆”，明白无误地指“朝廷”的边疆，这里透漏出来的是奉明朝皇帝为主的大中国的国家意识。即使在后金起兵揭开了长达25年之久的对明战争之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也从来没有萌生过在国家版图之外另辟乾坤的念头，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尽快实现入关占据燕京（或南京或汴京），取代明国，以为天下中国之主的宏图伟业。另一方面，明朝也没有把建州女真视为“属国”“外国”。据《明实录·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四年六月壬子条：“廷议以朝鲜为藩篱属国，海建乃款市贡夷，均受国恩，各宜自守。”（注：《明神宗实录》卷三十四。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 所谓“海建”，即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明廷认为海、建的地位不能等同于“藩篱属国”朝鲜，他们是国家边远地区羁縻卫所的长官，是“款市贡夷”。可见明朝皇帝尽管鄙视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为“东夷”，但并没有将他们摒弃于大中国之外。
    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脑海中，“中国”的概念是尊崇的，但“中国”之君不是万世一姓的。他们奉明朝为“中国”，但环“中国”之外，还有蒙古、女真等许许多多“国”或“部”的存在，他们和“中国”一起构成了“天下”。努尔哈赤讨明檄文《七大恨》中第七恨指责明朝偏袒哈达、叶赫，与建州为敌，他说：“天降大国之君，以为天下共主，岂独吾一身之主？”（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四月十三壬寅。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39页。） 这与日后皇太极所言“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注：《后金檄万历皇帝文》述及萨尔浒之战时说“南朝又说我何敢举兵抗拒，中国发兵四十万，四路齐进，意欲剪灭除根”，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295页；《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正月：“己亥年我出师报哈达，天遂以哈达畀我，尔国乃庇护哈达，逼我释还其人民。及释还哈达人民，复为叶赫掠去，尔国则置若罔闻。尔既称为中国，宜秉公持平。”同书卷十八，天聪八年三月：“明国复无一言。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其内涵与逻辑都是一致的，即明朝皇帝作为得天命的大国之君，作为“天下”共主，在“中国”周边各“国”各“部”发生纷争时，自当秉公持正，剖断是非。如“中国”之君逆天妄行，失去上苍眷佑，则自有取而代之者。天命年间努尔哈赤多次讲过中国古代天命循环、鼎故革新的事例，从成汤代夏桀、文王兴起代纣王之业、刘邦以布衣起兵卒灭暴秦、金太祖阿骨打灭辽灭宋、蒙古成吉思汗得金帝之业建立元朝，直至明朝朱元璋幼失父母，孤身为僧，“后天命归之，遂为天子”，结论是“我本大金之裔，曷尝受制于人，或天命有归，即国之寡小勿论，天自扶而成之也。”（注：参见《后金檄万历皇帝文》，《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289-296页；《满文老档》天命七年四月十七日，该书377-378页。） 所以说，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脑海中，“中国”的概念是天命所归的皇帝治下的以中原为主的区域。他们在没有实现取代明朝统治并履行“奉天承运”庄严仪式之前，承认天命仍为大明天子所有，大明天子治下的“中国”是“大国”。由此可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谓的“中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概念；他们使用的“天下”一词，庶几与今天常说的“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相近。
    其实，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使用“中国”和“天下”这一概念时，不自觉地沿袭了汉族中原王朝的“中国”观。众所周知，见于文献记载的“中国”一词，自古以来就有多重内涵，而其外延更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衍变。就地域意义上的“中国”而论，上古以至先秦时期，以天子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嗣后，华夏族建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称“中国”，而周边“蛮夷戎狄”则谓之“四夷”；秦汉以后，随着疆域的开拓、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特别是汉族与周边各族融合的深度与广度的推进，“中国”概念的外延也在逐步展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这些主要汉族活动的地区，都在“中国”一词的涵盖之下，（注：参见《辞源》（修订本）上册，第87页，“中国”，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第443页，“中国”，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 而周边各族生息繁衍的广袤地域却被浸透着“夷夏之防”观念的汉族史家及学者文人视为“中国”之外的“化外”蛮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