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敦煌学研究尾随于捷足先登的西方汉学家之后艰难起步。1909年，法人伯希和携带一些此前他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到北京，在六国饭店举行了一个小型展览会。直到此时，北京学界才得知莫高窟发现敦煌文献的消息。不久，罗振玉写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随后王仁俊、蒋斧刊印《敦煌石室真迹录》、《敦煌石室遗书》等敦煌文书，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序幕由此揭开。此时国内的敦煌学对西方有较强的依赖性，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伯希和和斯坦因劫走的敦煌卷子。
    所以说，早期敦煌学基本上是西方汉学的一个分支。陈寅恪认同西方汉学为新潮流，无疑也就认同敦煌学为新潮流。敦煌学成为中国学者“预流”世界学术的重要入口之一。
    被视为世界学术潮流的敦煌学还是中国学者与西方汉学家激烈争夺的一个阵地，前者投身其中带有在学术上为本国“争气”的色彩。陈垣以“敦煌劫余录”为书名，痛切之心溢于言表。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言：“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而“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又感叹道：“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他举例说明国内敦煌文献的价值后说：“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籍，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13） 中国学者致力于敦煌学与西方汉学家竞逐，意在“动国际而垂久远”。
    陈寅恪之所以将敦煌学作为“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不仅由于敦煌学晚出，更因为它与陈氏对时代潮流的判定标准相吻合。敦煌学确系新材料与新问题相配合的学问。一方面，敦煌所获文献是新材料。敦煌学是由于敦煌文献被劫掠到海外而催生，与新史料的占有和开发直接相关。晚清兴起的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也可称为新问题。这与西方汉学的兴趣有关，如傅斯年所说，“西洋人治中国史，最注意的是汉籍中的中外关系”。（14） 敦煌学以新发现的敦煌文书研治历史上的中西交通问题，正符合新潮流的标准。由是观之，敦煌学为“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当之而无愧。既然如此，本土学人若能在敦煌学研究方面迎立潮头，赶超欧美日本，则可在局部实现与世界学术的合流。
    总之，“预流”说的形成和提出，是以西方汉学为参照和标准的。这样，“预流”说的确当与否，主要取决于西方汉学是否能够代表国际新潮。如果西方汉学并非时代潮流，则对“预流”说须做重新认识。
    “预流”说的内涵及偏失
    “预流”说论学术之发展进化，凸显新材料与新问题的重要，认为以新材料研求新问题，方为学术之新潮流。陈氏此论，概括总结学术进化的轨则，对学术研究具有不小的指示意义。但此论以材料为本位，以新材料为首务，有所见亦有所蔽，其中涉及的史学发展中新旧史料、问题与史料的关系有进一步梳理辨析的必要。
    先说史学发展中新旧史料的作用及关系。陈寅恪的“预流”说首重新史料的发现和利用。陈寅恪在1929年撰写、1931年发表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感叹道：“今日国中几无论为何种专门研究，皆苦图书馆所藏之材料不足”，流于域外的新资料、新发现的奇书珍本，非需高价沽之异国，即被收于私家秘不示人，不能利用，“不唯孤负此种新材料，直为中国学术独立之罪人而已”。（15） 这真切反映了当时学术界重视新材料的倾向。清季民初的史料大发现为史学的兴盛提供了重要机缘。王国维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提出“自古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之赐”，并列举5项内容：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16） 这些新史料为史学发展取得令人艳羡的创获奠定了坚实基础。姚名达评价王国维时曾谓：“静安先生，禀二百载朴学昌盛之业，值三十年史料出现之富，其所著作，皆有发明，考证至此，极矣。”（17） 此言实际上也道出了王国维等学者能够脱颖而出引领风骚的奥秘。正如牟润孙所指出的，考据派“学问之凭借，唯新发现之材料”，“有材料则有发现，有发现则有文章，名成学立，唯材料之是求”。（18） 于是，运用新材料成为治学的终南捷径。学者纷纷对新材料趋之若鹜，新史学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被化约为新材料的发掘和应用。
    然而，唯新材料是尚必然造成对旧材料的疏离和冷落。正史是旧史料的代表，民国学界曾一度出现“不看二十四史”的倾向。在正统“史书”以外找史料的思路被各类学人不断扩大，如陈垣用“教外”材料治宗教史，顾颉刚用民俗材料，陈寅恪等用“殊族”材料和诗文，而李济运用不限于文字的考古材料等。（19） 许多学者不幸走入偏锋，形成“重发现轻发明”的流弊。（20） 有论者甚而认为：“近代中国的史学界竟形成一种史料丰富而史学贫乏的奇怪局面。”（21） 其实，新旧材料不能截然二分。新材料的价值往往需要旧材料的配合才能充分显现。王国维已认识到，“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22） 即使强调发掘新材料的傅斯年也没有忽视旧材料的基础作用，他说：“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23） 顾颉刚也认为：在“对于新材料的要求加增”时。“对于旧材料的细心整理，有同等的重要，应当同时进行。不宜定什么轻重、分什么先后”。（24） 严耕望也注意到“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材料”，他说：“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他主张“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25） 新旧材料相互贯通才能推动史学的持续发展。
    再说史学发展中问题与史料的作用及关系。“预流”说以史料为本位，同时也顾及问题，但结合敦煌学研究来看，无疑还是材料居先，以材料发现为史学生长的原动力。同时，这种材料本位意识也渗入了时人和后人的理解甚至误解，被进一步放大和强化。本来，问题与材料是学术进步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问题缺席或材料不足的学术都不是健康的学术。问题与材料存在一种连动关系，新问题可以产出新材料，新材料能够生成新问题。二者并不容易分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重视材料的同时，也应当充分认识到问题在学术发展中的催化剂作用。众所周知，新材料的发现可遇而不可求，并不是我们想发现什么就能发现什么，想发现多少就能发现多少。那么，在缺乏新材料大量发现的时代（这可能是学术发展的常态），学术如何长进呢？这就有赖于新问题的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