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张居正大力推行裁革冗官活动时发生了一些失误，裁革了一些不应裁革的非冗官。如万历十一年正月恢复万历九年四月所裁的顺天、郧阳二巡抚时，建议者御史王国提出的理由为：“顺天迩邻北虏，郧阳叛乱之区，两镇抚臣必不可缺。”[5]（卷132）治明史者都知道，顺天府是京师所在地，北距经常威胁明朝的蒙古势力极近，而郧阳地区界连湖广、河南、陕西与四川，山势连绵，是明代流民聚集之区，因而这两处实为明朝重点防御之地，王国的说法完全符合实际。由此看来，万历九年裁革顺天、郧阳二巡抚，不利于加强这两个地区的防御力量，这个裁革确实是个失误。又如万历十一年闰二月恢复万历九年正月所裁的南京兵部右侍郎时，奏请恢复者为南京兵部尚书潘季驯，他提出的理由是“枢务繁重”。[6]（卷134）潘季驯所提理由也是符合实际的。首先，潘季驯对张居正没有私怨。张居正担任首辅期间，由于张居正的推荐和支持，潘季驯在治水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时，潘季驯曾不顾反张风浪之险恶，挺身而出，要求万历帝“降特恩宥释”张居正年逾八旬的老母。[8]（卷223《潘季驯传》）像潘季驯这样的人，不可能在裁设官员之事上，昧着良心，浪言妄说，以讨好反张者。其次，南京兵部确实是一个政务繁忙的衙门。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设内外守备节制南京诸卫所，后又设协同守备、参赞机务。陪都南京“以守备及参赞机务为要职”，[8]（卷76，《职官》五）而“成化二十三年始奉敕谕”，专以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同内外守备官操练军马，抚恤人民，禁戢盗贼，振举庶务”，故南京兵部尚书之职“视（南京其他）五部为特重。”[8]（卷76，《职官》四）南京兵部尚书任务繁重，作为其助手的侍郎自然不会轻松。南京兵部侍郎既然政务繁多，万历九年正月的裁革，显然也是误裁。
    第二，张居正裁革冗官时，对官吏的利益考虑太少。裁革冗官，有利于社会，但对官吏的利益是很大的损害。被裁者虽重新安排职务，但毕竟要候补一段时间。未被裁革者表面看来未受损害，而实则不然。被裁者原来的职位被废除了，使可供官吏们升迁的职位总数减少，但被裁者并未离开官僚队伍，这势必影响官吏人数与职位数量的比例，造成仕途的壅塞，从而影响未被裁革者职位升迁的机会。另外，裁革冗官后，所裁冗官原来负担的政务并于未裁职位，加重了未裁职位的任务，这对官吏的利益也是一种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少官吏的不满情绪，以保证裁革冗官活动的正常进行和事后不发生反复，张居正应该尽量采取措施为官吏谋取一些利益，作为裁革冗员中对官员利益损害的补偿。如裁革冗官时节省下来的柴薪银和直堂银等，可以只将一部分定为免向民间继续征收，其余一部分则继续征收，征收后用于提高官吏的俸禄，从而使官吏感到裁革冗官不仅仅对他们有坏处，也有好处。而张居正没有这样做。从史料看，张居正死后这场裁革冗官活动所裁冗官被纷纷恢复时，没有一个官吏加以阻止，叫停者惟有万历帝一人，所能看到的官吏活动只有纷纷建议恢复所裁各官。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非偶然。从历史事实看，万历帝最初并不反对裁革冗官，张居正裁革冗官一度得以实现，显然离不开他的支持。但后来万历帝由支持裁官变为恢复所裁冗官，使张居正裁革冗官活动最终失败。万历帝为什么发生这一变化？其考虑官吏们对这一活动的意见，当是根本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张居正大力推行裁革冗官活动时对官吏的利益考虑太少，不能不说是这场活动最终失败的一个原因。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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