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严重的民族危机，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如何面对外来侵略势力，也就成为评判近代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对张佩纶素来评价不高。生前，人们以马江战败，指责他“讳败捏奏，滥保徇私”，认定“丧师辱国之罪，张佩纶实为魁首”。[11]死后，历来史家也多视其为李鸿章一类的投降派而予以否定。张佩纶在中法战争马尾海战中身临前敌，以会办大臣专任船局，马尾战败固然难逃其咎。但马尾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屈辱退让，并不能由他一人承担罪责。而且，会办军务，指挥战争不过是张佩纶一生中短暂的插曲，不宜以此为基调评价他的对外主张，实际上，张佩纶可以称为对外强硬的主战派。
    同光之季，正是中国积弱，边疆四处告急的多事之秋。面对列强的蚕食，朝廷的不思振作，张佩纶深感当时中国“非安生所能图存，亦非主和所能弭患”，[12]提出了“籍攘外以为修内计”[13]的主张。把“攘外”作为治国修内的前提，这就把求强求富的洋务活动与分侵略的民族要求直接联系了起来，从而使自己与李鸿章一类的洋务派在对外态度上有了明显的区别。张佩纶认为，在“弱肉强食”的形势下，中国只有与列强一决雌雄的实力和信心，方能自存，只有奋起打一胜仗，方能“取威定霸”，为数十年屈辱的洋务“作一转捩，作一结束。”[14]当然，这里不无虚骄，且他不懂得造成中国衰败的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本身；但是他反对对外屈和，毕竟反映了部分士大夫渴望改变中国屈辱地位的善良愿望和爱国热忱。
    面对边疆形势的急剧恶化，张佩纶大声疾呼注意边事，加强边防。早在1877年11月，张佩纶就沙俄对我边疆所抱野心发表意见，即提醒朝野人士对这一侵华势力予以足够重视，以期防患于未然。1878年，清政府开始就新疆的伊犁问题与俄国进行交涉，张佩纶对此十分关注。在崇厚以清政府全权大臣的身份赴俄谈判前，张佩纶特上《大臣奉使宜策万全折》，对崇厚“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头衔提出了异议，提出“易轻授与崇厚全权便宜名目”，以避免其在谈判中“贸然从事，一诺之后，便成铁铸，不慎于始，虽悔何追”，[15]并建议崇厚应取道西北前往谈判，以身历其地体察新疆的情形，并与正在西北的左宗棠定议后再行，以做到心中有数。他自己也曾“单骑出居庸关”[16]，实地调查边防情况，表现出对国事的关心，对反侵略问题的重视。
    鉴于日本进攻台湾吞并琉球的行径，张佩纶建议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先发制人。1880年，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提出了一整套征讨日本的具体设想。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张佩纶忧心忡忡，积极献计献策，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设计出先将驻朝清军撤回国内，“示弱骄敌，再图大举”的作战方案。
    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更是从容论战，成为主战派的峥嵘要角。对于李鸿章的屈和外交，张佩纶断言“中法交涉，既非舌争笔战所能止兵，亦非含垢匿瑕所能无事，欲长治久安，非出于一战不可”。[17]他强调中越唇齿相依，法占越南，中国必受其害，敦请朝廷应出兵援越，“存越固边”。1882年4月25日，法军攻陷河内后，张佩纶又与陈宝琛联名上疏，“谨献二策”，并具体设计了水军“直趋顺化”、陆军“夹攻河内”的战略方案[18]。
    为增强清政府对法作战的信心，张佩纶对敌我双方的长短优劣作了详细考察，大肆鼓吹中国能够战胜法国，理由是：其一，普法战争使法国“创巨痛深”；法兵远道而来，疲惫而不习水土；法兵成份复杂，战斗力不强；越南人民痛恨法军侵略。其二，中国于本土或近邻作战，便于运兵筹饷；中国经营洋务二十载，有一定船炮可恃；中国有刘永福牵制法军。其三，德国与法国是世仇，法国有后顾之忧，不敢倾力对付中国[19]。在正确认识敌我的基础上，张佩纶还提出了令重臣左宗棠临粤以镇三边，集水师以加强海防，资助刘永福以为羽翼，以及联系德国以为牵制等一整套战守方案，表明了自己抵御外敌的决心与识见。
    马尾战败，张佩纶成了主和派的替罪羊，声名狼籍，“朝士切齿”。但将其斥为一心求和、丧师误国的罪魁祸首却有失公允。事实上，在一片唾骂声中，士大夫中也有某些较为公正的评论。如唐景崧在《请缨日记》中写道：“夫胜败常之有？岂能以一败遂概其人之生平？惟事前未能谦抑，事败便授人口实，声名太盛，责备益严，则不能不为丰润惜矣。”[20]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则说：“马江之役，人多以咎丰润。然丰润不过会办耳，书生不知兵，而受任于仓卒之际，号令不专，兵将不习，政府又力禁先发，著著皆有取败之道。一督、一抚、一船政大臣，开府有年，何竟一无备忌？既知丰润调度乖方，何不先事奏参？…斯时，闽中大吏，殆惟幸丰润之败，而藉手于法军以取之耳，岂有丝毫为国之意耶。”[21]马尾之败，张佩纶咎由自取，但不能因此否定他曾作过的努力，更不能一笔勾销其在反侵略方面表现出的爱国热情。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三
    在中国近代史上，“爱国”并不是识别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科学的评价必须兼顾两条线索：既要看他是否反侵略，又要察其愿不愿追逐时代潮流，对旧中国进行某种改造。张佩纶作为清流骁将活跃于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时间，正是清政府在内政方面自诩为“同光中兴”的时期，也是传统的统治集团在欧风美雨的飘打下产生剧烈分化的时期。围绕着如何对待西方文明，分成了早期维新派、洋务派和顽固派。作为清流成员的张佩纶与各派关系如何？面对西学东渐，他的态度又怎样？这些都是评价张佩纶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往曾有人旗帜鲜明地宣布：张佩纶“接近顽固派”，[22]“前期清流派实质上仍然是封建顽固派，或者说是封建顽固派的一个变种。”[23]此种观点也有一定的偏颇。
    诚然，张佩纶曾与顽固派一样，对洋务运动及其代表人物有过抨击、指责，但他批评洋务运动的出发点和角度与顽固派根本不同。顽固派夜郎自大，孤芳自赏，斥西学为“奇技淫巧”，“异端邪说”，完全站在洋务运动的对立面，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24]对洋务运动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张佩纶批评洋务运动则是在基本认同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抱怨。如不满洋务运动的收效甚微，批评洋务运动在各方面存在的各种弊病，尤其对洋务派官员对外妥协的态度深恶痛绝，主张师夷长技时应注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1884年初，张佩纶在一封信中曾辛辣地抨击洋务大员“二三老成惟以采买洋枪炮、定制铁船为自强之术，即强矣而非自强也。”[25]他猛烈抨击洋务派理论家郭嵩焘，要求罢免其驻英公使职务，也是因为其一贯妥协媚外，“阴蓄一畏事怯敌之念而托于顾全大局”。[26]除此之外，张佩纶对洋务运动顺乎西学东渐的潮流，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达到中国富强的价值取向是赞同的。他正视现实，承认“时艰之亟，实以洋务为大端，”[27]毫不隐讳地称羡西方物质文明的长处，主张起而效之，并在海防、电信、开矿、武科改试等诸多方面表明了自己的开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