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1880-1971），广东新会人。著名爱国史学家、教育家，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1908年陈垣与友人在广州共同创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并留校教授细菌学、解剖学等。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即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前身，因此，陈垣是中山大学校友。1913年以后，陈垣定居北京，长期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其主要学术成就在历史学领域。2010年是陈垣诞辰130周年，特撰此文以作纪念。
    一、陈垣是“新史学”①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又发表《新史学》。他指出：“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②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③梁启超关于建设“新史学”的主张，在当时学术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随后梁启超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史学专著，建构了中国新史学理论体系。《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主要论述史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史家的修养，专史的做法等五项内容。所以，梁启超是“新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胡适在“新史学”创建中也起了重大作用。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学者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他在导言中提出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是“明变”、“求因”和“评判”。并提出整理史料之方法有三端：校勘、训诂、贯通。他认为哲学史研究的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④。
    1919年1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首次提出“整理国故”问题。同月《北京大学月刊》开始连载胡适的《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后收入《胡适文存》时，改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长文，指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含有“科学精神”，并以清人在音韵、训诂、校勘学上的研究为例来说明这一论点。为响应胡适“整理国故”的号召，1922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3年创立《国学季刊》，在创刊号上发表由胡适执笔的《发刊宣言》，这是一篇被视为现代学术史上极重要的文章，林语堂说：“我们可以说是开新学界的一个新纪元。”⑤此文的内容规定了“整理国故”的方向。
    《发刊宣言》对清人治学的成就加以肯定，称清代为“古学昌明”时期，并将其成绩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整理古书，包括对古书的校勘、训诂及考订其真伪；二是发现古书，并加以刊刻；三是发现古物。同时，指出清代古学研究，也存在三层缺点：一是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主要是对几部儒家的经书下工夫，且又立有门户界限；二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故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以致在社会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三是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故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
    针对清代学者治学的缺欠，《发刊宣言》指出：第一，“整理国故”要“扩大研究的范围”，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中国一切的文化历史，打破各种门户之见，还古人以本来面目。“过去种种，上自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应该对国故从事“系统的整理”。系统的整理分三种：（1）“索引式的整理”；（2）“结账式的整理”；（3）“专史式的整理”。第三，研究国学应当要“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西洋学者在制度史、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对中国学者有参考价值，因此，要打破关闭的态度，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从事国学研究。最后，《发刊宣言》用三句话来归结国学研究方向：“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⑥。这份宣言虽然由胡适执笔，但它是一份代表了北大国学门全体人共同意见的学术宣言。
    陈垣是北大国学门委员会的委员和导师，担任明清史料整理会主席和考古学常务干事，是国学门的骨干力量。陈垣是研究史学的，在史学领域积极响应《发刊宣言》所规定的研究宗旨、研究方法和发展方向，并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取得重大成果。有学者认为，从北大《国学季刊》创刊算起，是“中国新史学的基础”⑦。我们考察一下陈垣的史学研究成果，就可以看出陈垣在构建“新史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史学”新在哪里？就新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所说：“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陈寅恪在为陈垣著《敦煌劫余录》作序时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区分新旧学术的界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⑧陈垣的研究成果，大多是致力于网罗新材料，研究新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四大新材料，就是殷商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由于陈垣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隋唐以后，所以对甲骨文和汉晋简牍的材料，未见发表过研究成果。但是他对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前者的标志性成果是名著《敦煌劫余录》，后者的标志性成果，是由陈垣与陈寅恪、傅斯年等总其事，编选了《明清史料》多集。陈垣还利用这些档案材料，撰写了一批考证分析论文，“堪称在史学研究中最早卓有成效地利用明清档案的第一人”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