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新史学”培养人才，首创“史源学”
    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兴起和新式教育的普及，旧式的国学训练传统也基本上随之中断。“新史学”面临一个接班人的问题。陈垣从事高等教育数十年，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为了使“新史学”后继有人，并推动其发展，首创了“史源学”。
    历史科学要发展，与研究历史的方法有密切关系。“新史学”要发展，必须培养掌握“新史学”研究方法的人才。史学方法是训练史学家的一门学问。杰出的史学家，可能是天纵的；道地的史学家，则是训练出来的。纯粹的天才，无法成为史学家，天才接受了既有的史学方法或自创一套卓越的史学方法后，才能成为史学家或杰出的史学家（25）。陈垣是考证学家，通过长期的考证实践，指出考证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第六》小序中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26）在《全谢山联姻春氏》一文中说：“随笔杂记之属，有裨于史学。然史学重考证，如只凭记忆，或仅据所闻，漫然载笔，其事每不可据。”（27）可见考证是历史研究方法之一种，必须由此入史学研究之门。但是，陈垣的考证，区别于乾嘉的考证。乾嘉的考证，为考证而考证，“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28），视考证为史学的本身和目的；陈垣视“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认为“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究，不可只凭一面之词矣”。不专为破碎之考证（29）。陈垣次婿张遵俭1947年在一封信中说，陈垣《吴梅村集通玄老人龙腹竹解题》一文，“此诚考证学问示范之作。初学者得读此文，于入门方法上可获不少启示。剥茧抽丝，语语引人入胜，考据到此，乃有绳墨可循，可谓精绝”。“其重要在于确定考证在文史学研究上之地位，其为术也绝精绝细，以极科学之方法，统驭博富之学问，其貌为旧，其质实新。西谚云以旧瓶盛新酒，意差近之。”（30）
    陈垣首创“史源学”，认为研究历史，必须追寻史源。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第六》中说“读史当观其语之自出”（31），又说：“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无由知其致误之原也。”（32）在许多著作中，都强调寻找史源的重要性，在《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一文中说：“史源不清，浊流靡已。”（33）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说：“《宋高僧传》《四库》著录，《提要》何以不引宋传而引明传，可知其随手翻检，未尝一究史源，实为疏陋。”（34）所谓“史源”，是指历史资料的最早来源。而“史源学”的任务，是找出后人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发生的种种错误，并予以纠正，同时总结出带规律性的东西。这本来属于考证的方法，但陈垣将其发展成一种专门学问，作为训练初学者提高其考证工作能力和素养的重要手段（35）。“史源学”作为一门学问，不以理论阐述为主，而是重实习，重操作，通过实例分析，总结出条例。这体现了陈垣的治学风格。
    陈垣的史学研究，重视追寻史源。陈垣追寻史源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07年在广州《时事画报》发表的《释奴才》一文。“奴才”二字出自何处？陶宗仪《辍耕录》以为始于郭令公“子仪诸子皆奴才”一语。陈垣经过寻找史源，认为此说不对，最早见于《晋书·刘渊载记》（36）。但是，他自觉地注视史料间的祖孙父子渊源和兄弟关系，即史源问题，是在中国形成“新史学”，他出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前后。1923年发表的《火袄教入中国考》，通过追溯史源，纠正了许多记载之错误：“袄祠三百，《西溪丛语》引作三千，《太平广记》四八二引作三百；《四库提要·子部·杂家类》存目二引此文，不检原书，亦循《西溪丛语》之误。”（37）批评《四库提要·杂家类》存目二，“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大半袭《西溪丛语》，不加纠正”，“贻误后学，不为浅矣”（38）。1924年发表《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通过追寻史源，搜集大量证据，层层深入，分析考证出唐玄奘法师赴印度求佛法的出发之年为贞观三年（39）。此说辩驳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认为“殆成铁案”的贞观元年说。1927年发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郑重强调史源之重要：“凡考证家引书通例，必该书原本已佚，无可寻检，始据他书所引以为证。同时並须声明系据何书所引，不能直称引用原书。”“凡考证家引用古书，为行文方便，删节字句，原无不可。然不能任意改窜，仍称出自原书，眩人耳目。”“后人翻刻古书，应仍原译，或附注说明亦可。然不能任意改窜原文，致失原来面目。”（40）陈垣的《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及《关于四十二章经考》等名著，都是厘清史源考辨正误方面的范例。因为史源有错误，而造成后人记载有错的典型例子，如《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下编《简亲王德沛》附《诸家载德沛事勘误表》所揭示的内容。表中列的前九条错误，皆源于史源。陈垣说：“《小仓山房文集》卷二有《和硕简亲王碑》，为德沛碑传之最先刊布者，然叙讹，不尽足据。”（41）
    陈垣的“史源学”，许冠三说“乃是熔铸目录、版本、校勘与年代四学而成”（42），还应说熔铸避讳学在内。《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该书选短文38篇，有的以目录版本知识，提示古籍的错误，如《北宋校刊南北八史诸臣考》、《〈日知录〉停年格条注引辛琡考》、《书〈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后》、《书〈通鉴外纪〉温公序后》等（43）。前人文章中一些极难找到出处的人名和事实，陈垣利用丰富的目录版本知识一一把史源寻找出来。有的运用年代学的原理和知识，直接证明了史源的错误，如《〈廿二史劄记〉四光武及汉文帝年岁考证》、《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晋长沙王乆卒年考》、《杨贵妃入道之年》、《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等（44）。有的运用校勘学知识考证史料，如《〈廿二史劄记〉汉王父母妻子条书后》、《〈廿二史劄记〉六〈三国志〉注条载袁暐〈献帝春秋〉及载孙思光〈献帝春秋〉，载殷基〈通语〉又载顾礼〈通语〉，其误何在》、《书〈十七史商榷〉齐高帝纪增添皆非条后》、《〈隋书·百官志〉后周禄秩解》、《卻克跛考》、《〈汉书·苏武传〉校记》等（45）。有的利用避讳学作为考史的工具，如《〈廿二史劄记〉二〈汉书〉书恒山王条书后》、《〈廿二史劄记〉九〈陈书〉刘师知传条正误》等（46）。由此可见，《陈垣史源学杂文》可以说是一本史学考证的教科书。而陈垣“史源学”的精髓，有学者概括为八义：（1）穷根源，即追寻一事一案的史料来源，直到穷尽为止；（2）别异同，即考定各史源间的“父子”、“兄弟”关系；（3）辨正误，判优劣；（4）知其人，察其世；（5）采用文献材料，务须检核原本原文；（6）非不得已，不可转引他件，如有必要，亦当注明亲见出处；（7）征引旧文，虽可删节，但不可改窜；（8）引述素材，当以制作、完成和印行先后为序（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