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民族关系：“天理民彝，不以华夷有间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衡量人们历史见解的尺度之 一。于慎行非常关心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及对民族关系的处理。他的看法突出表达了他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客观态度。
    在《读史漫录》中，于慎行一方面仍贬称少数民族为夷狄，认为其落后野蛮，在根本 上视之为中原的异类而加以戒备。另一方面，他的大多数有关少数民族的评论，却是比 较客观的分析，十分坦诚地承认并肯定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于慎行认为，“天理民彝 ，不以华夷有间也”。[2]（P493）意谓天地间的法则和伦理不会因为族类不同而有所差 别，是各民族共通的。借天理民彝之说，于慎行对少数民族与中原皇朝平等视之。这对 于改变传统上对少数民族的偏见，无疑是一个进步。于慎行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看 到，少数民族保存了纯朴的性情和刚强的精神，这些优秀的品质正是那些落后的边族在 与文明昌达的中原皇朝发生战争时能够获胜的主要原因。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例，于慎 行曾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观点：“北魏之治，至孝文而盛，其国势，至孝文而衰。…… 夷之所以能胜中国者，徒以其质朴、武健，不好文饰而已。”[2]（P179）对于魏孝文帝 ，于慎行并没有简单地加以褒贬，而是看到了盛治中的衰落，是颇具辩证性的认识。他 认为孝文改革未能尊重鲜卑族自身的特点与优点，盲目汉化，使得改革与国势的发展不 相宜。应该说，这个评论对于少数民族避免盲目改革是有警示作用的。从理论上看，这 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见解。
    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与民族理论上的探索，使得于慎行对少数民族的评论展示出很开阔 的胸襟。如他称赞元世祖“宜其混一函夏，功高万古也”，[2]（P503）对元世祖的帝王 之略及其统一中原的帝王之业毫不隐晦地予以肯定。对其他边族里的优秀人物也表示称 赞：“夷人每有至性，非中土所及”，“夷狄中往往有忠义之性”等。对此，于慎行认 为原因在于生活方式的差别：“夫效死之节，不见于士夫，而见于夷狄，不出于侯甸， 而出于遐荒，其故何也？大抵都会繁华之地，渐梁浇靡，驰逐声利，忠义之志消，而激 奋之气微。至于遐方远侥，风气淳庞，未尝梁俗鹜华，有所移易，故骁健之材，忠贞之 志，往往有中土士人所不能及者，其居使之然也。”[2]（P160-161）
    与对少数民族的赞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中原皇朝，于慎行则深入剖析了其统治 中的各种失败与弊端，对其腐败的痛心鞭挞常常溢于言表。
    于慎行十分悲愤地嘲讽、抨击历史上当政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的无识无能。他批评中 原朝廷诸大臣或盲目自信或迂腐无知，不知为国之重，恳切地提出“要之制御夷狄，固 不可待之以诚，犹不可不料之以智”。[2]（P469）在民族关系上，与仁政为国相比，于 慎行更加注重运用策略来维护国家的利益。他肯定对边疆少数民族应该“惟恩惟信”， 但反对不分形势，迂腐愚昧到损害国体，放弃斗争的地步。他鞭挞宋朝在民族冲突中懦 弱卑劣的政策，指出其当边族入犯时“则召援，援至则议和”，而当边族退去后“则挑 衅，衅成而求解”。[2]（P457）他指出，中原朝廷在面临外患时，应当积极备战，锐意 进取，而非苟且偷安。他赞同对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如论唐事：“太宗问李继捧曰： ‘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诸部？’对曰：‘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此虽 漫应之语，其实制伏边夷之道，不出于此，即班超告任尚之言也。多事之徒，为苛法以 扰，即决裂而去矣。”[2]（P380）李继捧所讲的“羁縻”与“制”是两种不同的政策， 于慎行认为“制”是向少数民族推行繁苛的中原法制，他反对这种强行治理的民族政策 。他对历史上轻率借用边族兵力来解决民族危机的做法，给予严厉批评。如论唐借回纥 兵讨伐史朝义一事，于慎行指出，回纥兵虽然有功于唐，但平定史军主要还不是回纥的 力量；而平定内乱后，回纥兵借机肆虐中原。于慎行以历史为鉴，恳切告诫后人不能轻 易采取类似做法。
    于慎行认为，中原皇朝在民族关系中的无能还表现在文法之吏操权弄柄、愚妄无知。 论及唐朝大将薛仁贵、郭子仪威慑突厥、回纥之事时，于慎行批判了刁难、严苛大将的 文法之吏：“文法之吏，喜以三尺绳人，克核之流，好以微瑕指摘，往往折长城于万里 ，摧隆栋于夏屋，而国亦随之。古今若此众矣，可为短气！”[2]（P219）论唐光宅元年路 元睿系治胡商一事时，于慎行进一步批评文法之吏侵犯胡商的正当利益：“中国之御夷 狄，惟恩惟信，可以伸威，平时吏士侵渔，上不能禁，使其积忿在心，卒有不逞，所损 多矣！”[2]（P219）论宋朝世守麟府的折氏受到监司严厉约束而请求解职一事时，于慎行 抨击文法之吏不能维护反而破坏保塞边族的护疆之心：“保塞蛮夷，惟在为国宣劳，不 侵不叛。至于居处出入，固不必纯用汉法，而以三尺文施于藩篱之虏，使其狡焉有不安 之心，非国之利也。此等事端，起于执法之吏，以深刻取名，守土之官，以好功启衅。 一旦狂澜溃溢，堤防横决，从而收之，亦何及乎！小人慕旦夕之功，为国生事，往往如 此。”[2]（P419）历代边将邀功，往往是激化民族矛盾的原因之一。于慎行对此予以鞭 笞，是为笃论。
    于慎行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重视是有现实原因的，民族矛盾始终是明朝一直未能解决 的问题，并几次严重威胁到明朝的安全。于慎行在史论中警告明朝当政者要正视边疆少 数民族的强盛，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既要维护国体还要讲究谋略，更不能懦弱屈服。他对 明朝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四、论时势与机括：“旋转之间，皆有机括，非以力胜者”
    于慎行的史论中贯穿着一个突出的历史观念，即对时势的认识。它既反映了于慎行对 历史的理性认识，也是于慎行的一种历史认识方法。这个历史观念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历史有一定的内在趋势，于慎行常常称之为“势”。《读史漫录》中，“势” 是普遍存在于各种历史事物中的，而且对于不同的历史事物，“势”的表现和意义也有 所不同，如地势、权势、国势、远近之势、大势、当时之势、事势、形势、时势、声势 、情势等等。这里所举的种种的“势”，其含义固然不尽相同，但根据于慎行对大量具 体历史形势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势”是指历史事物所关系到的各种矛盾或力量的 对比，它成为驱动历史事物的内在力量，决定着历史事物的发展方向。于慎行指出，这 种力量即历史形势一旦形成就不可挽回；即便推行一定的措施，也不能改变大势所趋。 “天下事有势成而不可返者，即约之以法，亦无益也。”[2]（P271）但对于已经出现的 历史形势，也并非不能有所作为，如果能够把握历史形势的特点，因势利导，就可以使 之发生变化，如论“天下积习极重之势，欲有更张，须以渐为之，使其耳目不摇，乃可 以济”，[2]（P339）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