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中不仅包含着历史方向的意识，而且包含着历史综合力量的意识，对于人们认 识历史的客观性、复杂性及规律性有一定的帮助，是对中国古代“德”、“力”、“心 ”等含义的补充。例如，对“势”的认识会带出“势”与“形”的区别。于慎行看到， 历史上有很多事情看起来很相似，但实际上在内在形势上却有很大差别，他曾指出：“ 事有同形而异情者，不可不辨，然后效亦可睹哉！”[2]（P49）于慎行对远古与后世帝位 传承的区别，就是建立在“事”与“势”的差异上的：“尧舜之禅代，非后之禅代也， 事不同也；汤武之放伐，非后之放伐也，势不同也。”[2]（P6）帝位由同姓之间的传承 变为异姓之间的争夺；不为天子亦有宗社，变为帝位失去后九庙全毁，于慎行所看到的 历史上帝位传替的变化是微妙的，反映的却是历史上皇权发生的真实的大变化。他触及 了历史上皇权转移的残酷，揭示了皇权历史的事势变化。
    其次，历史的内在趋势又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一定的状态，比如萌芽之时、盛 极之时和衰败之时等。《读史漫录》中的很多史论，是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由来、 起始、状态等的描述和评论。如论“天下之事，必有所由起”，论史还应“推致乱之由 ”，“求其始之所以是”，否则，将不能认识历史形成的真正原因。如论战国时齐国之 乱、吴楚之构时，于慎行指出，轻微的历史起始事件往往酿成严重的历史变化：“夫以 及瓜之代，事至眇也，而至于弑君，争桑之忿，怨至微也，而至于伐国，故蚁穴之漏， 或至滔天，灯烬之延，可以燎野。”[2]（P9）历史由来与历史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它们 相生相成，即历史形势是由一定的历史由来而开始，当历史形势发展到一定的极端状态 就会催生出新的历史由来；而细微的历史由来也可能发展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形势。他 对曹操、王莽篡政的分析即说明了这个道理：“乱臣贼子，其始进用，未必即有异图， 惟是权宠日盛，势不得下，又见有可为之资，于是逆节萌焉。”[2]（P91）在他看来，曹 操、王莽等“乱臣贼子”篡权并不是突然的，他们甚至不是从一开始就心图不轨，而是 一定的环境和条件逐渐促使他们生成了篡逆之心。在这里，于慎行把曹操同王莽相提并 论，有些不妥，但他讨论的是历史事件（曹操、王莽等篡政）的由来（“逆节萌焉”），讨 论的内在前提是历史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趋势（即“势”）。
    第三，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决定其发展方向的重要时机，于慎行在史论中称之为“ 事机”、“机”、“机括”、“关节”等。在他看来，天下事“事无大小，必有机括” ，[2]（P230）不同的历史形势有不同的历史事机，如果历史形势发生了变化，那么其中 的事机也会发生变化。如当历史形势缓和下来时，事机也随之缓和了下来，所谓“时异 而机缓也”。[2]（P378）他认为，事机是历史发生变化的重要时刻，事机到来时，一旦 轻易错失，历史趋势就难以回转了：“天下事惟创始一事姑息，苟幸目前省力，机括一 发，不可复转，以至万万难处。”[2]（P343）但如果临机轻举妄动，则也会适得其反： “天下之乱，有将成未成之机，欲制其萌，惟当俟间而动，不可轻有所试，以发其机。 发而不可制，则权首将受其咎，而大乱遂成。”[2]（P217）所以于慎行非常看重事机在 历史变化中的关键作用，并认为这是谋略的基础。他常讲“安危之机决于一瞬”，决不 能“牵制优柔，坐失机会”。[2]（P390）他指出，不少历史人物能够成功，正是因为他 们把握住了历史事机，“旋转之间，皆有机括，非以力胜者”。[2]（P463）
    据事机之论，于慎行还提出了古今之辨的认识：“天下之事，各自有机，以古裁今， 只见其泥耳。”[2]（P186）“机”既有关键的意思，表明任何事情都有紧要之处；还有 机巧的意思，表明事情的关键各有巧妙之处，不会雷同。于慎行认为，天下任何事情都 有其关键之处（即“机”），因此彼此不同；不能拿古代的事情来裁夺今天的事情，否则 就只能是拘泥于古代了。
    于慎行在《读史漫录》中虽然没有更为系统、深刻的形势理论，但他对形势论做了十 分广泛、灵活的运用，使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许多具体事件与人物获得了新的解释，加深 了人们对“势”的认识。
    原文参考文献：
    [1]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于慎行。读史漫录[M].济南：齐鲁书社，1996.
    [3]学林漫录：第14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中华小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