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前面已经考证，叫场和塔失在征王杲之役和征阿台之役中都曾为李成梁向导，同死于征阿台之役，而非死于征王杲之役，这一点已经明确，不必再重复。
    其次，李成梁征王杲之役是在万历二年（1574），根据《清实录》记载，努尔哈赤生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这一年他正是16岁，可证姚希孟所著《建夷授官始末》所记为实，而黄道周《博物典汇·清建国别记》“甫四岁”的说法有误。
    再次，根据明、清两方面史籍记载，李成梁征阿台之役是在万历十一年（1583），这一年，努尔哈赤25岁，他就是在这一年以为父、祖报仇的名义起兵的。显然，苕上愚公著《东夷考略》和海滨野史著《建州私志》两书所记叫场和塔失从征阿台死后，努尔哈赤尚年幼，李成梁“雏视”、“雏畜”之，这是把传闻中的两件事混为一谈，时间搞错了。
    以上三点将前述四说辩证清楚了，事情真相也就清楚了，努尔哈赤16岁时在外曾祖父王杲家中经历了全寨覆灭的惨祸，侥幸的是，由于他的祖父和父亲为李成梁作向导，他本人又机智地“抱成梁马足请死”，李成梁因此“怜之，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建夷授官始末》一文的记载合乎情理，真实可信。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努尔哈赤16岁时确曾为李成梁所收养，在李成梁帐下生活了一段时间。
    至于生活了多长时间，没有发现史料明确记载，但据《清太祖实录》所记，努尔哈赤10岁丧母，继母待他寡恩，19岁的时候，唆使其父与他分家，“家私止给些须”，由于家贫，他不得不自食其力，采集榛子、松子、蘑菇和挖参，拿到抚顺马市贸易以谋生。由这段记载看，他似在19岁之前已脱离李成梁，回到了自己家，分家后，即自谋生路。
    另外，有人质疑，所有关于努尔哈赤为李成梁收养的记载都出自明朝方面，未必可信。笔者认为，这倒不成为疑问。因为如前面所说，清朝修史，对于曾经隶属于明朝的史实都讳莫如深，这样事自然不会载入史册。不过，我们还是能找到一点痕迹，如康熙朝徐乾学所修《叶赫国贝勒家乘》有这样的记载：“壬午，十年，秋九月，辛亥朔，太祖如叶赫国，时上脱李成梁难而奔我。”这是说1582年以前，努尔哈赤曾为李成梁所羁留。可以说，这是清朝人透露出的一点信息吧。
    总之，从史料的考证来看，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帐下生活过一段时间，和李成梁关系密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正因如此，李成梁有意无意之间对努尔哈赤初期的崛起有所帮助。
    （三）李成梁给予努尔哈赤崛起的帮助。
    由于关系密切，李成梁作为威镇辽东的大帅，肯定对正在成长中的努尔哈赤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对努尔哈赤的崛起，李成梁还有所帮助，具体表现在四件事上。
    一是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消灭阿台之后，李成梁将被误杀的塔失尸首找到，交还努尔哈赤，并将寨内所得敕书二十道、马二十匹全部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袭职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起兵时，不过是一个无助的“孤雏”，仅有“遗甲十三副”，既无影响，又无实力，连他本家族内的亲属都与他为敌，处境极其艰险。李成梁在这个时候给他敕书、马匹，交还塔失尸首，承认他袭职都指挥使，不仅是对他的安慰，更是对他莫大的支持。敕书对于女真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有敕书，才有通贡市的权利，而贡市是女真人获取必要的生活物资，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来源。同时，这也标志着朝廷对他地位的承认。
    二是万历十四年（1586），努尔哈赤向明边吏索要仇人尼康外郎，明边吏即交出。并因以前误杀叫场和塔失之事，对努尔哈赤“自此每年与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以了其事。”(14) 这事实际上是上一件事的延续。努尔哈赤初起，当然不敢表现出丝毫对朝廷、对明边吏的任何不满，只以报尼康外郎唆使官军杀害父、祖之仇为由，而尼康外郎得到官军的保护，努尔哈赤向官军索要尼康外郎，官军竟然同意交出，任他将尼康外郎杀了，这是在女真人中给足了他面子。至于每年给予银、缎作为误杀他父、祖的补偿，就更不仅是抚慰、给面子，更是经济上的支持。虽然交出尼康外郎这事是边塞将吏所为，未必是李成梁直接干预，但和他三年前给予敕书、马匹的态度一定是有关系的。特别是银、缎之赐更不会与他无关。
    三是万历十七年（1589），授予努尔哈赤都督佥事职衔。努尔哈赤起兵初期，全力以赴统一女真各部，对朝廷努力表现“忠顺”，以取得官方支持。他谨慎地按照要求派人到明廷朝贡，在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进行互市交易，照例领赏：几次将部属抢劫的汉人及牲畜送回；这一年，又杀了入边抢掠的女真酋长克五十，向明边吏献上首级报功，于是，经总督张国彦、巡抚顾养谦等上疏奏请，朝廷同意予以嘉奖，授予都督佥事职衔。当时，对女真人来说，能得到朝廷封赏，意味着具有了高出他人、可以号令其他部落的地位，是莫大的荣誉，所谓“窃名号夸耀东夷”(15)。所以，努尔哈赤“慕都督之号益切”(16)，经过努力争取，终于达到了目的。万历十九年（1591），当叶赫部纳林布禄派人以发兵征伐相威胁的时候他骄傲地怒斥道：“昔我父被大明误杀，与我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送还尸首，坐受左都督敕书，续封龙虎将军大敕一道，每年给银八百两，蟒缎十五疋。汝父亦被大明所杀，其尸骸汝得收取否？”(17) 这段话很能说明李成梁对他的支持是多么有力，使他在女真各部中有了多么优越的地位，有了骄人的资本。
    不过，上面这段话里有个问题需要辨明，那就是“续封龙虎将军”之事。明廷加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事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1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修于天聪九年（1635），这里为了夸耀而把后来的事提前说了，这是修书人的问题。还要说明的是努尔哈赤封龙虎将军时，李成梁已于三年前被劾去职，所以这事不能说是他的责任，当然，还不能不说这事和此前努尔哈赤的受封所打下的好基础有很大关系。
    四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放弃宽甸等六堡已开垦多年之地，为正在发展中的努尔哈赤提供了势力扩展的空间。万历元年（1573），由李成梁倡议，将官军的防线向鸭绿江边推进了800里，将原来的孤山堡移建到张其哈剌佃，险山堡移建到宽甸，沿江新安四堡移建到长佃、长岭等处。这就是著名的宽甸六堡。六堡位于鸭绿江以西，毗连建州女真，是防御女真的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经过三十几年开发，“生聚日繁，至六万四千余户”(19)。李成梁第二次守辽时，军事力量大不如前，防守吃力，便与总督蹇达、巡抚赵楫一起建议，放弃了这一带地方，将防线后撤。于是，这一片已开垦之地就落入了努尔哈赤之手。这时的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以及海西女真三部，势力蓬勃发展，地盘的扩大对于发展更加有利了。
    李成梁作为辽东大帅，而且是在朝中和地方都极有影响的“太师”，在以上四件事上对努尔哈赤崛起初期的顺利发展无疑是在外因方面起了很有利的作用，也可以说，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的崛起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