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战时期，顾颉刚先生曾作文《中华民族是一个》①，倡导各民族团结一致，不分彼此，一致对敌。顾颉刚先生对民族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他作为史学家的使命感。事实上，民族问题不单是一个现代问题，讨论民族问题，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追溯和梳理。顾颉刚先生是杰出的中国古代史学者，中华民族的形成不可避免地成为他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顾颉刚先生在辨伪与析古的学术研究中，对古代的民族融合问题发表了不少卓见。考察顾颉刚先生的古史研究，可见他主要是从共同的始祖、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基础三个方面论证了华夏民族的形成。这一研究路径，至今为学者们所认可，成为研究华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路径。今从古史研究的角度，探讨顾颉刚先生对古代民族融合的阐述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
    顾颉刚先生对于古代民族融合的研究，贯串于他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盛行有“边疆热”。那一时期的“边疆热”，在许多学人的追忆中都曾提及，如吴其昌曾说“当时京师有三种最时髦的学问……（其二）俄人对我国西北边疆的觊觎，和左宗棠拓边政策的成功，更引起中国人研究西北地理的兴趣”②。曹聚仁也写有《拉铁摩尔》一篇，介绍拉铁摩尔所著《中国的边疆》在三十年代的影响③。那时的边疆热和学者们对民族问题的关注，是相契合的。顾颉刚先生对民族问题、边疆问题十分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与研究④。
    据介绍，顾颉刚先生受中英庚款委员会的邀请，与其他三位先生于1937年9月同赴西北，考察教育，作补助教育经费的设计。顾颉刚先生相继考察了兰州、临洮、西宁的教育状况，并在兰州居住一年之久，对当地的民族问题有深切的体会与观察⑤。在西北期间，顾颉刚先生集中阅读了大量有关边疆少数民族的著述、杂志，如张其昀《中国民族志》⑥、吕思勉《中国民族史》⑦、长江《中国的西北角》⑧、《西北近十年史料》⑨、《回教大众》⑩、《西北论衡》（11） 等等。有感于西北的时局，顾颉刚先生于1939年11、12月间，在昆明开始筹备创办“边疆周刊”事宜，以讨论边疆、民族问题（12）。《边疆周刊》发刊词于12月15日写讫，第一期遂于12月16日编辑完毕（13）。顾颉刚先生对边疆问题、民族问题的研究，十分审慎，他特别学习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篇，然后写毕《中国本部名词应亟废弃》一文（14）。此外，顾颉刚先生有关民族问题的研究，也受到了傅斯年先生的影响。傅斯年由他当时的特殊身份以及对时局的敏感，意识到民族问题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他致信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在当时的情势下，研究民族问题、边疆问题所应有的信念和准则，他说：
    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其次即所谓“民族”……以“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广事传教。即迤西（15） 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国之邪说。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是一个”耳，此间情形，颇有隐忧。迤西尤甚。但当严禁汉人侵夺蕃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16）
    在傅斯年先生致朱家骅、杭立武的信中，他亦提到顾颉刚先生民族研究、边疆研究的意义，以及申述了他对当时有关民族问题争论的看法。
    傅先生对民族问题的观点及其对于顾颉刚先生的“规劝”，都对顾先生有很大的影响。随后，在1939年的2月7日，顾颉刚先生开始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关于此文的写作背景，顾颉刚先生在日记中写道：“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此为久蓄于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据顾先生所言，其所谓民族即指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经过民族融合过程的一个统一体。《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在2月13日《益世报》“边疆周刊”上。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影响极为广泛，众多报纸如《中央日报》、《东南日报》、《西京平报》等竞相转载（17），同时，也引来众多学者的讨论（18）。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体，不分彼此，共同抗敌，遂成为顾颉刚先生以及那一时代众多知识分子的信念。
    二
    顾颉刚先生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体，但是这样一个统一体是怎样形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并没有就这个问题予以回答，这还需要在顾颉刚先生的古史研究中进行考察。
    从顾颉刚先生的古史研究看，他十分注重民族融合的研究。在古史辨伪的同时，他分析了古代的民族融合。在作于1934年春夏间的《崔东壁遗书序》中，他探讨了上古时期族群融合的历程。《崔东壁遗书序》，其实是顾先生延续崔东壁的工作，将古史中造伪和辨伪的两种对抗的势力作一个缕析。在梳理脉络时，他指出“在战国的时势中又有一个大运动，其性质的重要或者还超过了世官的破坏，这是种族的融合”。开宗明义，他点出了种族融合在华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所谓的世官制度，是与血缘相联系的选官制度。三代贵族社会便是建立在世官制度的基础之上。但至春秋晚期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以及商业对于血缘纽带的冲击，导致宗法血缘衰落，使得原本仅仅是低级贵族的士以及根本不属于贵族阶层的庶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在社会中有了独立的地位。又由于战国时期各大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人才方面的储备也成为争胜的重要条件，随着魏文侯广泛召纳贤才，养贤纳士于战国初期蔚然成风。在这种局面中，士以及庶民中的贤者便起而推倒了世官制度。世官制度的坍塌，反映了周末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其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十分深远。私学的发达，以及诸子百家的兴起，正是世官制度衰落之后的产物。就是这样一个在社会历史和文化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变化，在顾颉刚先生看来，也比不得这一时期的种族融合来得重要。甚至可说，种族融合在华夏历史的发展中，其重要性无可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