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种族融合，顾颉刚先生说主要是“诸夏”和“蛮夷”的融合。诸夏，指夏、商、周以及与周有联姻关系的姜族，而蛮夷则是指这四族以外的族属。华夏族虽然是在夏、商、周以及姜姓这四族的基础上繁衍、扩大，但是顾颉刚先生指出“那时的中原是何等的狭小，诸夏是何等的稀少呵！”那是由于，当时南方的楚国，虽然文化发展程度很高，但被中原人目为蛮夷；燕国虽为召公之后，为周初最早分封的国家之一，但燕王仍说“寡人蛮夷僻处”（19），以蛮夷自居。因此，华夏的范围在那一时期是十分狭窄的。而且即便是这四族，也并非出自一家。夏族的起源不得而知，商人自谓“天命玄鸟”（20），周族则以为是出自姜嫄（21），姜族则自认是四岳后裔（22），四族皆非出自一族。所以，华夏族虽然是在四族的基础上壮大、生息，但初始阶段，他们的活动地域有限，人数稀少，四族并非原本为一家，也是相互融合的结果。
    春秋时期，散播在中原以外，非“诸夏”的族群分布情况大致为：河北南有白狄，山西南有赤狄，陕西有犬戎、骊戎、大戎，河北有山戎，湖北有卢戎，河南有陆浑之戎、扬拒之戎、泉皋之戎、伊雒之戎；山东有莱夷，江苏与安徽有淮夷。江淮之间有嬴姓的江、黄、徐，偃姓的六、蓼、桐、英氏、舒蓼、舒庸、舒鸠，以及不知其姓的州来、钟离、钟吾等。更南方则有群蛮和百濮，可谓种族林立。那么，华夏族的融合是如何形成的？
    顾颉刚先生认为，种族的融合是通过两个大的步骤完成的。首先，是兼并战争在客观上带来的融合。春秋战国时期，越灭吴，吴又为楚所灭，则淮水、长江流域统一；秦灭义渠、蜀，则西北、西南统一；齐向海上开拓、燕向东北开拓、赵向北方开拓，统一了许多异族地区；中原的韩、赵、魏则不同程度融合中原诸戎狄。兼并战争的结果是“他们开辟了无数地方，这些地方是向不受中原文化浸润的；他们合并了无数部族，这些部族是向居于诸夏之外的。这样地工作了二百余年，于是春秋时的许多小国家和小部族全不见了。再经秦、汉的统一，于是他们真做了一家人了”。这是兼并战争带来的地域方面的融合统一。
    兼并战争在客观上造成了族属的融合，但较之于兼并战争，各族属之间在心理上、观念上的相互认同，恐怕更为重要。唯有心理上、观念上的相互认可，地域的融合、统一才能够稳固，才能够禁得起历史风雨的考验。探讨华夏族心理、观念方面的融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中，是极为重要的课题。傅斯年先生作《夷夏东西说》，阐述了属于东系的夷、商与属于西系的夏、周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的过程。他指出由于现实中族群的融合，致使在当时的古史记述中，生出种族系统排列的一类做法，以促进现实中的融合。他说“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在组织一种大一统观念时……（将）本来是些互相斗争的部族和不同时的酋长或宗神（糅合为一个传说系统）……‘元首股肱’，不限于千里之内，千年之间。这真像希腊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腊人之综合的信仰，把他们硬造成一个大系”（23）。傅先生的研究揭示出，春秋战国时期在古史记述领域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将本不相干的族属重新组织、编排，使得他们看上去好像原本就是一个统一体。
    顾颉刚先生同样从古史记述系统着手，指出共同始祖的追认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观念融合的重要步骤。具体而言，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史将原本不相统属的各个族属的始祖追溯为一家，从而造成所有不同族属皆有共同祖先的事实。在这一方面，战国时期所造成的两大始祖就是颛顼和帝喾，进而在他们之上，又有共同的祖先--黄帝。“他们为要消灭许多小部族，就利用了同种的话来打破各方面的种族观念”。共同始祖的追认，在事实上为各族群心理方面的认同提供了最大的可能。经过战国时人的改造，两大系统基本划清，属于颛顼系统的有楚、秦、赵、越、匈奴、齐，属于帝喾一系的则有商、周，如是，融合的任务基本完成。“但他们还觉得不满意，以为这两枝必须并到一干上才好”，即两个始祖还不完善，必须归于一个祖先才算完满。于是，黄帝应运而生。与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密切相关的《五帝德》中，记载孔子的学生宰我向老师询问颛顼和帝喾，孔子说：“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这是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的一支；帝喾则是“元嚣之孙，蟜极之子也”。《帝系》又说“黄帝产元嚣，元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这是黄帝生元嚣，元嚣生蟜极，蟜极生帝喾的另一支。这样，“颛顼和帝喾就成了同气连枝的叔侄。二千余年来，大家都自以为是黄帝的子孙，原因就在这里”。两大系统终于合二为一，全部出于黄帝这个共同的祖先了。不但如此，战国时人还“把四方小部族的祖先排列起来，使横的系统变成了纵的系统……这样一来，任何异种族异文化的古人都联串到诸夏民族与中原文化的系统里”。
    除了有共同的始祖，民族的融合还仰赖于共同的生活地域。而这个共同的地域，在古人的观念中，也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完善过程。顾颉刚先生的研究指出，随着种族的融合，古人的观念中的古代疆域也随之发展。夏、商、周势力所及，按照孟子所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24），夏、商、周三族生活的疆域并不广大。但自秦始皇成就了统一功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古人再追溯古代的疆域时，就不再是地方仅千里了。如《五帝德》说“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砺”，“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将五帝时代的地域夸大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疆域。《尧典》和《禹贡》划分出九州，《尔雅·释地》也说“从《释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古代疆域似乎由禹而定立。
    由此，顾颉刚先生说“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这是使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这是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二千余年来，中国的种族和疆域所以没有多大的变化，就因这两个大偶像已规定了一个型式。除了外族进来混合在中国人的集团里之外，中国人总不愿把这个旧型式有所改变。所以虽不会很缩小，也不会很扩张了。”黄帝与大禹，本是春秋战国时人托古的结果。但对于华夏民族的融合，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战国秦汉时期，正是以汉民族为主导的华夏族形成的关键时期，在精神的层面上塑造出华夏族的共同始祖黄帝、在地域的层面上塑造出华夏的共同区域九州的概念，的确起到了强化民族融合与疆域稳固的作用。黄帝与大禹从此成为人们观念中坚不可移的两个概念，成为华夏民族团结一致的向心所在。顾颉刚先生在古史的研究中，展示了“层累的造成古史”的例证，揭示了两大偶像的塑造过程。
    除了种族融合过程中产生出的共同始祖概念、共同生活地域概念，共同的文化基础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条件。华夏民族融合过程中，文化基础是什么？在顾颉刚先生的古史研究中，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但相关研究中，仍可以感受到他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