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宋时人以“吃菜事魔”为口实对朱熹学说及其学派的攻击
    南宋时，官方视吃菜事魔为“妖教”，强化了对“妖教”的排斥心理和取缔政策。“江浙之人，传习妖教旧矣，而比年尤盛。绵村带落，比屋有之。为渠首者，家于穷山僻谷，夜则啸集徒众，以神怪相诳诱，迟明散去，烟消鸟没，究之则鬼，迹捕之则易以生事。根固蔓连，势已潜炽。其人类多奸豪，拳勇横猾不及，此时因召募而收用之，以消患于未萌。”(范浚：《香溪集》卷十四《募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所谓的“妖教”，就是“邪教”，是不被官方意识形态接纳的宗教异端。南宋初际，福建人廖刚曾上《乞禁妖教札子》：
    臣谨按：《王制》曰：“执左道以乱政，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非乐于杀人，为其邪说诡道，足以欺惑愚众，使之惟己之从，则相率为乱之阶也。今之吃菜事魔，传习妖教正此之谓。臣访闻两浙、江东西，此风方炽。倡自一夫，其徒至于千百为群，阴结死党，犯罪则人出千钱或五百行赇，死则人执柴一枝烧焚，不用棺椁衣衾，无复丧葬祭祀之事。一切务灭人道，则其视君臣上下复何有哉?(《高峰文集》卷二《乞禁妖教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而事实上，南宋社会中“吃菜事魔”现象也绝非个例，如绍兴十四年(1144)宣州泾县(今属安徽省)“魔贼”起事，又有大臣上书朝廷指导处置之方：
    吃菜事魔，皆有师授，要须绝其本根，则余党自然消散。今宣州泾县根勘魔贼，臣实时行下令，根问要见当来传授魔法之人。访问近年乡村，有昏夜聚首素食，名曰夜斋，契勘僧俗斋饭，当在晨朝，今以夜会，则与夜聚晓散不甚相远。臣已散榜行下本路州县乡村禁止。(《毗陵集》卷三《措置魔贼札子》，四部丛刊影印清光绪二十一年本。)
    陈垣先生曾说：“宋人所指之吃菜事魔，是否为摩尼教，抑包含白莲、白云在内，今不可知。然此等儒释道以外之教，教外人每并为一谈。”(16)庆元四年(1198)臣僚上言：“浙右有所谓道民，实吃菜事魔之流，而窃自托于佛老以掩物议，既非僧道，又非童行，辄于编户之外，别为一族。奸淫污秽，甚于常人，而以屏妻孥、断荤酒为戒法；贪冒货贿，甚于常人，而以建祠庙、修桥梁为功行。一乡一聚，各有魁宿。平居暇日，公为结集，曰烧香，曰燃灯，曰设斋，曰诵经，千百为群，倏聚忽散，撰造事端，兴动工役，寅缘名色，敛率民财，陵驾善良，横行村幢间。”(17)南宋士大夫都不约而同地将各种民间宗教群体同吃菜事魔串连在一起，并暗示它们都有着阴暗的反政府与反社会倾向。这类的指责，一般是主导意识形态管摄者士大夫们的共同意见。而对于“吃菜事魔”宗教群体的功能，士大夫的看法则比较直接：
    食菜事魔者，弥乡亘里，诵经焚香，夜则哄然而来，旦则寂然而亡。其号令之所从出，而语言之所从授，则有宗师。宗师之中，有小有大，而又有甚小者。其徒大者或数千人，其小者或千人，其甚小者亦数百人。其术则有双修、二会、白佛、金刚禅。而其书则又有《佛吐心师》、《佛说涕泪》、《小大明王出世》、《开元经》、《括地变文》、《齐天论》、《五来曲》。其所以为教戒传习之言，亦不过使人避害而趋利，背祸而向福。里民眩惑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以为诚可以有利而无害，有福而无祸。故其宗师之御其徒，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而其徒之奉其宗师，凛然如天地神明之不可犯，较然如春夏秋冬之不可违也，虽使之蹈白刃、赴汤火可也。(王质：《雪山集》卷三《论镇盗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细究此文，我们可以发现：第一，食菜事魔是“左道惑人”，他们“诵经焚香”，夜聚晓散。第二，他们是有明确组织形式的秘密结社，为首者称“宗师”。第三，他们所持的经典有《佛吐心师》、《佛说涕泪》等，有极为明显的佛教特征，起码是披上了一件色彩斑斓的佛教外衣。吃菜事魔的民间宗教群体，是一种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民间结社，它指的是庶民社会的个体，为某种共同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并能维持一定程度的组织与运作。这种民间结社，表面上呈现的是共同体成员的宗教纽带，实际上则反映出民众组织在面对经济生活、社会交际、宗教信仰、商业活动、军事防卫等组合式的需求，是一种个体无法实现其目的的变通之道。从吃菜事魔者的一般情形分析，他们显然是具有基础性集团(群体)和功能性集团(群体)的复合组织结构。基础性集团(群体)作为共同的血缘关系和乡里关系的而自然形成，并具有产生其他集团(群体)的基础性意义；功能性集团(群体)作为人们出于共同目的、意义和利害关系的特定作用而生发。
    南宋孝宗、光宗和宁宗时期(1162-1224)，是理学得到重大发展的时期，但同时也激起非学术层面上的对理学的冲击。政治人物对理学的指责是一场虽无学术意义然而却对学术思想有很大影响的政治运动。它是强权对学术的冲击。朝廷中以主流意识形态监管者自居的官员，把内部不同派别的政见差异、思想分歧及利益冲突诟名化为“吃菜事魔”，这种做法表明，南宋城乡“魔教”与“事魔”现象的普遍与对社会基层的渗透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士大夫对新出现的民间宗教团体也始终保有一份深深的忧虑，他们对包括吃菜事魔在内的任何民间宗教团体的行为方式、信仰内容并没有也缺乏兴趣去做学理上的审慎分别，而吃菜事魔教派在外在的仪式行为所表达的符号意义上却体现出与制度化宗教内涵全然不同的样式，有着明显的不合于儒家思想方式的荒诞性，以致于士大夫内部的不同政见与学术分歧会被排斥者呵斥为吃菜事魔。淳熙十年(1183)六月，吏部尚书郑丙出来攻击朱熹：“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史》卷三百九十四《郑丙传》)孝宗对此问题的认识是“道学岂不美之名，正恐假托为奸，真伪相乱耳。”(18)于是，一场整肃理学的政治风波便勃然而起。
    太常博士叶适虽然与朱熹学术理念不同，但却为晦翁辩护：“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忽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唱之，陈贾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见士夫有稍务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以为善为玷缺，以好学为过愆。相为钩距，使不获进，从旁窥伺，使不获安。于是贤士惴憷，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吃菜事魔，景迹犯败之类。”(19)但是，叶适担心的理学群体被攻击为“吃菜事魔，景迹犯败之类”却很快地成为现实。庆元二年(1196)十一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奏：
    朱熹剽窃张载、程颐之余论，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麄食淡，衣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公不等。(20)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则说沈继祖奏稿系胡纮所作，借沈氏之手而上达：
    (庆元二年十二月)监察御史(胡)纮以稿授之，(沈)继祖锐于进取，谓可立致富贵，遂奏(朱)熹剽窃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麄食淡，衣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公不廉等十罪。乞褫职罢祠。其徒蔡元定佐熹为妖，乞送别州编管。(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