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主流意识形态监管者自居的官员把内部不同派别的政见差异及利益冲突诟名化为“吃菜事魔”，是南宋城乡“魔教”与“事魔”社会现象的折射。而吃菜事魔在外在的仪式行为所表达的符号意义上的确表现出与制度化宗教内涵全然不同的样式，让士大夫与正统宗教人士均感到不满。而朱熹理学远接北宋二程余绪，自称“道学”，给了反理学者以相当强劲的口实以攻击这种在组织机构上与“吃菜事魔”有几分相似的学派。吃菜事魔的资料告诉我们：第一，吃菜事魔的确是古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民间结社。它表达了一种基础性的功能，经济上的互助，紧急事项上的及时帮助，足以慰藉在低层级生活状态中挣扎的底层民众。第二，在自愿结合的社团“吃菜事魔”中，人们相互关心、互相帮助，做出奉献，感受温暖。得到了在现实世界里缺乏的爱、承认和尊重，实现了他们做人的权利。它帮助人们克服生活的重压，使生活变得富有意义和生命力，这就达至群体成员情感的慰藉和精神上的相互支持。第三，政府对有政治意图的宗教团体，自然铲除务尽，但即便是单纯的信仰团体，政府也会以未符合国家的信仰体制为由，而将其视为左道淫祀，归入扫除之列，无论“吃菜事魔”组织怎么做，都无法清除政府对它的排斥与疑虑。民间结社与国家权力间的互动关系，根本没有被国家权力的拥有者所考虑。第四，“吃菜事魔”的领导人很可能会萌发反叛的意识，并在徒众的拥戴下很快地具有这方面的实际能力。勒庞说：“芸芸众生总是愿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看法。聚集成群的人会完全丧失自己的意志，本能地转向一个具备他们所没有的品质的人。”(22)而理学批评者对朱熹学派的攻击，将其比作“吃菜事魔”群体，说他们“潜形匿迹，如鬼如魅”，也是出于两者在形式上的相近性。“吃菜事魔”已经在乡村建造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有专门的从业人员，鼓动乡民从事有规律的宗教活动。“鼓扇愚民，男女夜聚晓散”，是宋时政府对民间结社的习惯性指责。葛兆光认为，对官方来说，麻烦的就是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夜聚”这种行为，官方和民间都相当紧张和警惕，因为这种行为不是外在制度和内在自觉可以约束的。一些被迫私密化、边缘化的集体行为，本来就是政府法律与主流道德驱赶到黑夜里秘密进行的。黑夜里的宗教聚集，一定有炽热的信仰，其诱惑力和煽动力就非同小可。“在传统的观念里，夜幕下不仅是黑暗，而且是阴谋、混乱、肮脏和反叛。这一连串的联想，就是传统生活习惯的观念性产物。”(23)这样的行为被自诩为儒家纲常伦理秩序保护者的政府所绝对不容。而朱熹学派在攻击者看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粗食淡，衣褒带博。”其行为与吃菜事魔群体很近似。理学的那种对异类思想的不宽容性，那种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和人生态度也容易诱发对手的诧异。如北宋程颐，“伊川常服蠒袍高帽，檐劣半寸(一云帽桶八寸，檐半寸四直)，系绦。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绅带青绿，篆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4)朱熹门人黄榦在为其师所撰之行状中这样描述一代宗师的生活细节：“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即寝而寤，则拥衾而坐，或至达旦。威仪容止之侧，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25)朱熹的生活风貌被混迹于理学阵营者所仿效。“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裒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默识，而扣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26)“浅陋之士”在外表上刻意模仿理学名士的打扮，这就使那些企图整束理学的朝廷大臣找到了更为充足理由。连同情理学的罗大经都表示对那些附道伪徒的不满：“世之作伪假真者，往往窃持敬之名。盖不肖之徒，内虽荏，而色若厉焉；行无防检，而步趋若安徐焉。识者病之，至有效前辈打破敬字以为讪侮者。又有以高视阔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惩绝者。”(27)俞文豹在总结庆元党禁发生原由时也指出：“最是今京城有一等赝儒，素以钻刺为生，见时尚道学，旋取《近思录》、《性学源流》等书，剽窃其语，置牙颊间，以逛惑人听，外示雍容，内实急于进取；口谈道义，心实巧于逢迎，此正陈贾假此名以济其伪者。”(28)
    理学的兴起，直接关系到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权力再分配，拥护者将其推崇为圣贤之学，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良方；反对者称其矫揉造作，沽名钓誉，乃是“伪学”。理学的兴衰，与南宋中后期的不同政治势力的盛衰密切有关，反对者以“吃菜事魔”为攻击朱熹学派的口实，自然是牵强附会，但理学群体在某些方面所表现的异于主流社会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做派，也无疑给予攻击者以比附的口实。
    三、朱熹对“吃菜事魔”的态度
    陈荣捷曾说：“一九八四年九月有宋代教育之研讨会……席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朱荣贵君报告朱子各处外任之劝谕榜。彼译‘魔’为‘妖’，予赞助之。惟西方学者数人，极端反对，坚持‘魔’为魔教，即吃菜事魔教，亦即摩尼教。其中Erik Zürcher为中国佛教史世界权威，对我国历史上外来宗教，甚为熟识。彼谓南宋时代，摩尼教犹存云。”(29)陈氏此处提到的朱子“劝谕榜”指的是光宗绍熙元年(1190)四月朱熹知漳州时的张榜公告。除晓谕民众居丧持服遵礼外，禁止男女聚集僧庐做传经法会以及女道私设庵舍。也不得传习魔教：
    盖闻人之大伦，夫妇居一，三纲之首，理不可废。……是以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归。后世礼教不明，佛法魔宗乘间窃发，唱为邪说，惑乱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长不嫁，谓之出家修道，妄希来生福报，若使举世之人尽从其说，则不过百年，便无人种，天地之间，莽为禽兽之区，而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有国家者所以维持纲纪之具，皆无所施矣。(30)
    禁约保伍，互相纠察事件。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觉察盗贼，常切禁止斗争，不得贩卖私盐，不得宰杀耕牛，不得赌博财物，不得传习魔教。保内之人，互相觉察，知而不纠，并行坐罪。(31)
    陈荣捷认为：“此两件公文最应注意者有二。一为其对象纯为佛教，二为其目的全在社会改良。观其并未提及教义，可知绝非排教。所劝谕者乃修道不嫁之女子，劝其还俗。所禁止者乃私创庵舍，因女道住庵被人控诉与人通奸，又因以传经为名，男女昼夜混杂也。凡此与教条无关，其目标乃社会改良而已。两文对象，全在佛教。禳灾祈福，佛教道教均与其事，然上文引‘佛法魔宗’一词，若谓‘魔宗’指魔教，亦即摩尼教，则何以道教不一并攻击耶?且朱子之时，摩尼教虽或尚存于福建，然非盛行，以至私创庵舍。”(32)故而陈氏以为，“‘佛法魔宗’、‘魔佛’、‘魔教”三词之‘魔’字，只是妖邪魔鬼之意。”(33)然而，朱熹此处以魔佛相提并论，则魔与佛显然为两种类别的蛊惑性的精神因素。北宋以来两浙、福建路的魔教或“吃菜事魔”群体之活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江浙之人，传习妖教旧矣，而比年尤盛。绵村带落，比屋有之。为渠首者，家于穷山僻谷，夜则啸集徒众，以神怪相诳诱，迟明散去，烟消鸟没。(34)
    浙东、江左自来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之徒，连村举邑。(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