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高拱(1513-1578)，字肃卿，明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从庶吉士除授翰林院编修，历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在与司礼监太监冯保及大学士张居正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被逐离朝，家居六年而卒，年六十七岁。万历中期追论其当政时功劳，赠太师，赐谥文襄。高拱是明代的大政治家，为人刚直而好胜，屡与同事者争，行事有时专横，不尽公允，但有政治眼光，又勇于任事，故此屡建事功，《明史》本传称其“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①，是确当的叙述。
    高拱的政治事业在明穆宗在位时期最为辉煌，主要原因是他和穆宗的多年密切关系，获得穆宗信任。嘉靖三十一年(1552)，十六岁的穆宗以裕王出阁讲学，高拱年四十一岁，被任命为讲官。此后日侍讲读，头尾九年，成为了准储君的穆宗所信任和倚重的要员。《明史·高拱传》说：“穆宗居裕邸，出阁讲读，拱与检讨陈以勤并为侍讲。世宗讳言立太子，而景王未之国，中外危疑。拱侍裕邸九年，启王益敦孝谨，敷陈恺切。王甚重之，手书‘怀贤’、‘忠贞’字赐焉。”②郭正域撰《太师高文襄公拱墓志铭》说，高拱“升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王赐金缯甚厚，哽咽不能别。公虽去讲幄，府中事无大小，必令中使往问”③。除了遣中使到高拱居所赐予《明史》所说的两件书法之外，“又书‘启发弘多’四字赐之”④。高拱之能获得穆宗这样的爱重，和他在穆宗讲筵上的讲读表现和办事能力是分不开的。
    高拱在穆宗裕邸的讲筵上的讲章，嘉靖三十九年(1560)他升任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时，被辑成《日进直讲》一书，保存了他透过阐释和演绎儒家经典向穆宗灌输政治思想的文字。穆宗登基之后，高拱渐获重用，虽然因与首辅徐阶不和而在隆庆元年(1567)五月辞官，但隆庆三年(1569)冬被召回朝后，便已成为实际的首辅，因而负有组织和管理皇帝经筵、日讲活动的权责。隆庆六年他离朝回家之后，因为政治关系，不敢与政局中人交往，转而专心治学，写下有价值的著作数种，包括万历二年(1574)成书的《春秋正旨》，万历三年(1575)成书的《问辨录》和万历四年(1576)成书的《本语》。这些著作集中反映了他晚年的学术和政治见解，是了解他的思想和经学新知的重要资料。
    高拱因在穆宗藩邸的讲读事业而得以进身政治高层，但我们对于穆宗在这些讲读场合中的表现，以及即帝位后的经筵和日讲中的表现，其实还未充分了解。对于高拱对这些场合的看法及其个人在这些场合中的表现，也有待探索。作为研究高拱阐释儒家经典的特色以及皇家经筵内外的说经异同情形的基础，本文主要探讨明穆宗成年后的经史讲读历史以及高拱在当中的表现和思考。
    二 高拱与明穆宗经筵讲读简史
    明穆宗是明世宗的第三子。世宗第一子，嘉靖十二年(1533)八月生，十月卒，谥为哀冲太子。⑤第二子嘉靖十五年(1536)十月生，⑥穆宗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初一日，同日册封第二子为皇太子，穆宗为裕王，第四子为景王。⑦嘉靖二十八年(1549)三月乙酉日，皇太子行加冠礼，但两天之后猝然去世，谥为庄敬太子。⑧世宗此后迷信二王不相见之说，没有再立太子。穆宗作为世宗在生的长子，被多数朝臣视作当然的东宫储君，但直到登基之前仍然只是裕王。
    皇太子根据礼制，加冠之后便会出阁讲学。穆宗因为不是皇太子，所以没有举行同样事情。封为裕王的他，到了嘉靖三十一年三月朔日，才和景王一起行加冠礼。⑨加冠之后，朝臣也开始要求给予出阁讲学。⑩到了是年七月，世宗才顺从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掌部事徐阶所奏，命择吉日举行裕王、景王出阁讲读之礼。(11)次月(八月)又为他们选任侍从讲读的官员。当时被任命任职于裕王府的官员如下：翰林院编修高拱和检讨陈以勤为侍讲；国子监助教尹乐舞(舜字之误)、郑守德改官翰林院待诏，为伴读；中书舍人吴昂、吴应凤为侍书。(12)高拱和陈以勤是同年进士和庶吉士。(13)
    裕王讲读正式开始于嘉靖三十一年八月十九日。(14)大约半年后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月，裕王和景王各自成婚。(15)裕王是时只有十七岁。是月礼部条上二王婚后的礼仪，世宗命令：“二王讲读于各府书堂，三月中旬行。”(16)由于世宗的重视，裕王婚后一月，便恢复了讲读。
    裕王和景王的讲读方式和礼数，《明世宗实录》没有记载。裕王虽然没有皇太子的身分，但正如以后陈以勤对严世蕃所说的，他是被默许的东宫，(17)所以我们可以从之前及之后的东宫讲学仪注，推测当时的情形。世宗立的皇太子(庄敬太子)未及出阁讲学而薨，所以没有相关礼仪可见。前此的东宫讲学仪注，是弘治十一年(1498)三月为八岁的皇太子(将来的武宗)出阁时所拟的。当时定工的讲读人员是“每日合用侍班官二员，讲读官四员，侍书官一员，校书官一员”(18)。裕王的侍班和侍讲读等官员，肯定没有武宗在东宫时的多，但讲筵诵读的形式和熟练的要求，乃至书法练习的要求，应该大致一样。此后的神宗，登基之前的东宫讲读仪注，《实录》也没有记载，但他十岁即帝位后，大学士张居正为随即举行的日讲所拟的仪注，也可供参考。(19)因为张居正和是时去位不久的高拱都曾任职于穆宗的裕邸讲席，(20)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他们会将同样的仪注延续。换言之，穆宗在裕邸的讲读内容，和神宗初年所讲读的，不会相差太远。
    从武宗和神宗的东宫讲读仪注，可以见到在经典的选择以及讲读次序上有这样的特点：举行讲读的同一日内，讲官依次进读和进讲《四书》及经书或史书。(21)但世宗对于这个形式，很快便不以为然。裕王成婚的同月稍后，世宗对于裕王兄弟的讲读课程，作了重要指示。《实录》记载：
    上谕大学士严嵩等曰：“二王讲读，朕闻昨秋止将《尚书》过口二三，岂成学业？还要自《书》入《经》，先读《大学》，熟记彻讲，方还以《中庸》等接读将去。卿等点字若何？……”嵩等对曰：“皇上追念皇考训恩，欲令二王殿下及时力学，臣等不胜钦仰。臣等切惟先《书》入《经》，乃古昔圣贤教人为学次第，臣等昨秋所进书程，据旧仪，以《大学》与《尚书》每日并读并讲，兹谨当遵谕而行。殿下所书字仿，臣等每日圈点，笔划端楷，日有进益……”(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