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宗虚应故事的表现，在高拱离朝之后更为明显。高拱自入阁后，便不断遭到政敌攻击。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吏科都给事中胡应嘉等论劾他不忠于职位和不忠于世宗皇帝。高拱上疏自辨，指科臣出于妒忌，诬捏事实，污蔑倾害。世宗“令拱供职如故”。《实录》史臣记载此事的缘起和后果说：“按(胡)应嘉倾危之士，时上体久不豫，而拱本裕邸讲官，应嘉畏其将见柄用，故极力攻之。疏入，会上病未省，不然祸且不测。拱自入直撰玄，与大学士徐阶意颇相左，应嘉又阶同乡，拱以是疑阶，谓应嘉有所承望，两人隙衅愈构，互相排(根)[抵]，小人交构其间，几致党祸，实应嘉一疏启之云。”(54)高拱和徐阶交恶加深后，与支持徐阶的言员也关系恶劣，一再被论，到了隆庆元年五月，终以养病为由辞官归里。高拱去后，能较有效地劝穆宗留心讲学的声音更加稀有。
    穆宗也委实无意于经筵讲学。《实录》记载，隆庆元年八月十一日，“上初御文华殿日讲”(55)。这个记载如果没有错误，那么是年四月至五月间的日讲其实是没有举行过的，就连高拱也没有侍班之事可做。但次日的八月十二日，应该是经筵会讲的日期，《实录》也没有记载，所以“初御”日讲的记载容或有误(56)。即便这样，十月初六日，穆宗又“以天气渐寒，命辙经筵”。大学士徐阶等认为太早，上疏陈请：“先朝停免经筵日讲，各有故事。弘治元年，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始停日讲；嘉靖元年，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始辍经筵。即今天道尚未严寒，视前日期似为太早，宜以圣学为重，祖宗为法。”六科给事中魏时亮等、十三道御史王好问等，也各自“具疏，请如阁臣言”。但“俱以有旨报罢”(57)。从《实录》这几个月的记事形式看，是年八月中旬至十月上旬的经筵日讲，应该是如常举行的。问题只是穆宗不肯出席满全季三个月而已。这种情形，以后数年基本上一样。
    穆宗隆庆二年(1568)起的生活，廷臣更加不满，形诸奏章的言词更加激烈。是年正月，吏科给事中石星上言六事，首先指出穆宗“清心寡欲，渐不如初。试以鳌山一事推之。夫为鳌山之乐，则必纵长夜之饮。纵长夜之饮，则必耽声色之欲。……酒色之害，实当深警。”接着要求穆宗如期举行经筵：“我朝祖宗，经筵日讲，每以二月。盖春气融和，则进修为易。今经筵一事，虽屡经言官请行，未见慨然俞允……伏愿陛下以务学为急，即将经筵及时举行。”其他四事是“勤视朝”、“速俞允”、“广听纳”、“察谗谮”，都是警告不积极处理政事的严重后果，要求仿照祖宗的做法进行改善。此疏令到穆宗大怒，“以为恶言讪上，无礼，命(石星)廷杖六十，黜为民”(58)。石星奏疏透露的消息是，穆宗因沉迷酒色，有不依期举行经筵的可能，因而公开将酒色和讲学连在一起，构成关系。穆宗好色，朝臣此前此后都有论及，石星此次明白直言，公开伤及他的体面，故此施与严惩。
    石星奏疏隐含的忧虑，后来也成为事实。隆庆二年的讲读，看来只有春季的还能如期举行。《实录》记载，二月十二日“经筵开讲”，五月二十二日如期“辍经筵日讲”(59)。但同样的起止记载，是年下半年并未出现。
    隆庆三年(1569)的情形恢复正常。春季仍然是二月十二日“开经筵”，次日“开日讲”，五月二十二日“辍经筵日讲”(60)。但在官员眼中，穆宗只是循例敷衍而已。是年闰六月，南京吏部尚书吴徽陈言六事，第一事说“勤召对”，便“谓经筵进讲，率循故事，无裨启沃，莫若时召近臣，相与考古论今，以求实效”。以下五事是“限轮对”、“容直言”、“崇节俭”、“正题覆”、“复执奏”。“疏入，上自采其前四事，而以后二事，下所司看详以闻。”穆宗容忍了这次的批评，还对请求加以回答，看来和他欣赏吴徽疏中隐含罢举经筵的建议有关。穆宗虽然还同意了都察院掌院都御史王廷支持吴徽的建议，(61)但对于召对大臣之事，其实并无落实。
    是年的秋季讲读，八月初九日“开日讲”，十二日“经筵开讲”(62)。经筵日讲何时停止，《实录》失载。但八月二十五日，有任命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吕调阳充日讲官的记载，(63)可见日讲应该有持续举行。高拱也在是年十一月被召回朝，入阁主政。但穆宗沉默不言的情形依旧。是年十二月，尚宝司司丞郑履淳上疏，指出穆宗登极三年以来，未曾“召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赏纳一谏士”，要求他“勿为僻昵之所惑，以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疮痍，以昭阳细故之勤而和庶政”等等。穆宗发怒，指责郑履淳“假借陈言，妄议朝廷，怀奸生事，命廷杖一百，系刑部狱”(64)。可见，穆宗好色倦政，护短迁怒的毛病并没有改善。
    隆庆四年(1570)的讲读情形也乏善可陈。是年二月初九日“开日讲”(65)，但接着的十二日应该举行的经筵会讲，却没有举行。《实录》只有五月十二日“辍经筵日讲”的记录。(66)其实二月十二日之后的经筵也连续两次没有开讲。根据是年三月中刑科给事中查铎所上的奏疏所说，十二日是“偶以风雨停止，继是二次，又皆以他故停止”。查铎奏疏的要点在于论说这种“暴少寒多，非日就月将之义”的缘故所在和要求改善。疏文说：“臣惟帝王之学，与韦布不同，得其旨趣，则嗜好自笃，循其故套，则厌斁易生。今者讲臣进讲，未及移时，辅臣屏息侍左右，皇上肃然而临，俨然而退，若有矜持之劳，未获开悟之益，不过视为故常，循往迹而举行之耳。宋儒谓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殆是之谓也。臣愿诸臣之进讲者，务求开导之益，而不徒束缚于礼节。皇上听讲之际，亦务求体验之实效，而不徒取具于弥文。如其义未了然，时赐清问，辅臣从而发明之，则意趣可得而欲罢不能，自兹始矣。”是时礼科都给事中周诗亦上疏表达同样意见。“上俱报闻”(67)。穆宗回复之后，情况有无改善，本季剩下的讲读有没有继续进行，都不得而知。所可知道的是，直至此时，穆宗的经筵便如查铎所说，仍然只是徒具形式，本人不只“未见意趣”，还表现出勉为其劳的样子。隆庆四年秋季的情形，《实录》所载也和春季的类似，只有八月十八日“上御日讲”一项而已。(68)
    隆庆五年(1571)春季也没有开经筵的记录。只有二月初七日“上御文华殿开日讲”，三月初八日“上御文华殿日讲”，以及五月十一日“辍经筵日讲”的记录。(69)五月十一日《实录》还载“刑科给事中丁懋儒请上暑月于宫中取经史诸书，定为程限，留心省览，以缉熙圣学。报闻”(70)。在穆宗敷衍其事的现实之下，朝臣只能要求这样退而求其次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