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本来特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而近现代以降，谭嗣同等人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一方面接续了古代名教批判中所针对的命定论色彩；另一方面淡化其封建礼教的意味，尤其是胡适在《名教》一文中，将“名教”重构、表述为“崇拜名词的宗教”、“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①
    本文从属于笔者近年展开的一项研究课题：“现代文学视野中的名教批判”。课题的论述依据和起点是“名教”概念的历史流变尤其是现代人(冯友兰、胡适、鲁迅等)在具体表述中赋予“名教”的新内涵：首先是指名实不符等“名”脱离、扭曲、侵吞实际的现象，人陷溺在空幻的符号中，丧失了对于实在与生活的真切感受；其次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一种“崇名”、“名词拜物教”的消极思维方式。课题论及的“名教批判”大致是指：现代中国读书人与知识分子，在身处名词爆炸的情形中，在接受新知识、新思潮的过程中，一种反思性的应对与态度。②
    1908年，章太炎在《排满平议》中揭示了“殉名”③的危害，“殉名”可以理解为以身殉名教(详见下文论述)。同一年在《四惑论》中又批判“以论理代实在”，点出了名教的危险实质，即名教世界通过种种“大理”而派生出来的对实在的叙事、编织，反而取缔了实在本身。章太炎显然已经预感到了名教的实质、危害与名教运作机制中深藏的现代迷信与社会专制的认识论起源。本文即试图在名教批判的视野中重读章太炎。
    一、“综核名实”的学术品格与政治方略
    太炎自云：“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背道驰。……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④经古文学派“重证据”、“贵独立”的学风，深刻地影响着章太炎。他提出“以狱法治经”，具体为：“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⑤这六条归结起来，就是综核名实、无征不信。钱穆论太炎之学“不为放言高论”⑥，褒扬的正是这一学术风格。其次，既然“诸学莫不起于期验”，那么，从某一虚拟的原理或名词的预设(章太炎谓之“成型”)出发，加以因果演绎“以断成事”，这是治学应该加以戒绝的，所谓“弊之至也”。“凡物不欲，丝于金柅则不解，马于曼荆则不驰。夫言则亦有，于成型，以物曲视人事，其去经世之风亦远矣!”⑦，意为牵绊，不“于成型”而能独立思考，这与名教批判的思维是相通的。以上这两点结合起来，就是太炎所说的：“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相称。”⑧
    章太炎在治学过程中对“立名为教”的僵化思维非常警惕，不管是无征不信的强调，还是破除“执名以求实”的偏执。《国故论衡·辨性》篇有过精湛的讨论：“世方谓文教之国其人智，蠕生之岛其人愚，彼则习也，非性。就计所习，文教国固多智，以其智起愚，又愚于蠕生之人。何者？世之恒言，知相知名者为智，独知相者谓之愚。蠕生之人，五识于五尘犹是也，以不具名，故意识鲜通于法。然诸有文教者，则执名以起愚，彼蠕生者犹舍是。”文明程度较高的“文教之国”认识事物既能通过感性直观的“相”，又能依借上升到观念形态的“名”，即“知相知名者”，固然较文明程度低等、“不具名”的“蠕生之岛”之人为“智”，但是，由于“文教国”常常为“名”所蒙蔽，“执名以起愚”，故而实际上“又愚于蠕生之人”。接下来章太炎罗列了“执名以起愚”的六种现象：征神教、征学术、征法论、征位号、征礼俗、征书契，由此得出结论：“见与痴固相依。其见愈长，故其痴愈长。而自以为智者，诚终身不灵哉。”以“征学术”为例：“蠕生者之察万物，得其相，无由得其体。虽得之，不横以无体为体。有文教者得其体矣。太上有唯识论，其次有唯物论。识者以自证而知，物者以触、受而知，皆有现量，故可就成也。计唯物者，虽不知圆成实性，犹据依他起性。最下有唯理论师，以无体之名为实，独据遍计所执性，以为固然。”这里所批判的“唯理论师”，以黑格尔为代表，“无体之名，浮屠谓之不相应行，(非心非物，故曰不相应行。《成唯识》有不相应行二十四种，康德所说十二范畴，亦皆不相应行也。)意识用之以贯万物，犹依空以置器，而空不实有。海羯尔以有、无、成为万物本，笛佉尔以数名为实体，此皆无体之名。庄周曰：‘名者，实之宾。’(《逍遥游》)尹文曰：‘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大道上》)今以有名无形者为实，此蠕生者所不执也。”⑨“不相应行”是指其体相无从得知的那些概念，“非心非物”，是人们对变迁、流动、造作中的诸现象作出的概括。⑩章太炎认为，康德所说的“十二范畴”，黑格尔的“纯粹理念”、“绝对真理”，笛卡儿的数学与几何学定理，都属于“不相应行”。这些“唯理论师”将无法“自证而知”、“触、受而知”的概念理解为超越人们思想并存在于事物之先的唯一真实的实体，宣称只有它们才是事物与对象的本质，这就滋生了理论取缔实在的危险(下文中围绕《四惑论》将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上述太炎对黑格尔诸人的指摘，或可商榷，但其间确存苦心，他引用庄子、尹文的论述，强调“名”是用来指称“实”的，但“名”不等于“实”，更不能独立于“实”而存在。所以，只有破除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种种“名”的束缚，才能求得认识的正道。这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太炎以“文教之国”举例，表达了他对现代名教的敏感，“名”的聚结、膨胀，与现代性的展开实则纠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