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对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事件的兴趣，可谓经久不衰。从Google网站上搜查“马戛尔尼使团”词条，竟发现有53 000多项。马戛尔尼勋爵本人撰写的回忆录，由刘半农先生翻译成中文，取名为《乾隆英使觐见记》，191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时隔90年后的200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这部中文译本。使团副使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出版于1798年的使团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也从未被后人忘却，最近香港大学图书馆还打算将该著输入为电子版本。[1]1963年，叶笃义先生将该书译成中文，名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译本近年来也一再重版重印（如上海书店1997年、1998年、2005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2005年）。
    中外历史学家更是对马戛尔尼使团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从上世纪30～40年代我国学者朱杰勤、同时期的美国教授普里查德(Earl H.Pritchard)，到近20年来我国学者朱雍和王开玺、法国《费加罗报》前主编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等，都细心研究过这一论题，或探究该事件的深刻含义，或考察事件的全过程。①到目前为止，整个事件中的许多朦胧之处已被澄清，但仍有一个问题被人忽略，那就是使团所携英国国书的译本（所谓“表文”）问题。朱雍先生专论马戛尔尼使华的著作《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对此问题竟只字未提；同样，佩雷菲特在1989年出版《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号称其叙述像“用30多架摄影机”沿途拍摄全程实景一般地准确[2](p12)，但他对“表文”问题的叙述也不甚了了。
    马戛尔尼使团的“表文”译本始终得不到重视的原因是，200多年来，许多西方学者在论述时没有读到中文“表文”，比如普里查德；而即便有人读到过，比如佩雷菲特，也没有太在意它与国书原文的区别，大概因为整个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中需要关注的事情太多了。比起西方人来，中国的学者和读者应能更容易地领略国书与“表文”之间的区别，但必须看到两个文本并做仔细考究。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远远不够。笔者以为，马戛尔尼使团国书译本问题，与“磕头”问题一样，具有深刻的含义，应予适当的关注。本文将参考现有的文献，用对证的方式，考究英吉利“表文”的翻译究竟错在哪里、翻译者是谁、为何出错等问题，以就正于史界。
    一 “表文”错在哪里？
    关于英吉利国“表文”的疑问，主要是其开头部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国书与“表文”之间的具体差异。
    马戛尔尼使团当时呈交清廷的中文“表文”，藏于清廷档案，可见诸后来编辑成集的《掌故丛编》第八辑。其文曰：英吉利国王“恭惟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的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国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兴出力，又能长进生发、变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安宁，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安平，造了许多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3](p55～56)
    叶笃义先生翻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据其中的英文原文翻译了国书的一部分。其译文为：“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来，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地方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也曾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4](p40)
    对照这两个文本，可以发现其间的差异简直是天壤之别。笔者不仅对“表文”产生了怀疑，也对叶译本国书有所疑问。国书开头通篇是英王自夸其权势、威望和德行的词句，完全是大国君主对弱小国家示威的口气。试想一下，在希图讨好清廷以求建立关系的情况下，英国怎么会如此愚蠢地肆意炫耀英国权势以求震慑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君主乾隆皇帝呢？
    笔者为此从国家图书馆查阅了斯当东英文原书中的国书原文，发现原文与叶笃义先生的译文颇有不同，兹照录如下：
    [T] he natural disposition of a great and benevolent sovereign,such as his Imperial Majesty,whom Providence had seated upon the throne for the good of mankind,was to watch over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his dominions; and to take pains for disseminating happiness,virtue,and knowledge among his subjects; extending the same beneficence,with all the peaceful arts,as far as he was able,to the whole human race.His Britannic Majesty,impressed with such sentiment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his reign,when he found his people engaged in war,had granted to his enemies,after obtaining victories over the in four quarters of the world,the blessings of peace,upon the most equitable conditions; [and] since that period,not satisfied with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his own subjects,in every respect,and beyond the example of all former times,he had taken various opportunities of fitting out ships,and sending,in them,some of the most wise and learned of his own people,for the discov- ery of distant and unknown regions……[5](p55～57)
    此段文字中的第一个“his Imperial Majesty”，显指乾隆皇帝而非英王自称，因为它是“皇帝”的专称，而当时英国君主的头衔只是“国王”，后文的“His Britannic Majesty”才专指英王。就原文看，国书并非英国一味地自我夸耀，在一开始着实恭维了一番乾隆皇帝，称他是“伟大仁慈的君主”之一，为人类福利而行天道云云，当然同时也巧妙地显示了一下英国的权势，称自己击败并公正地对待敌人等等。如此行文方符合英国当时的心态。
    叶笃义先生注意到国书与“表文”的差异是有意义的事情，他特意在国书译文下做了个脚注，指出“表文”把原件的平行口气改为了属国的口气[4]（p40，注），并将“表文”作为“附录第十二”附于书后。但是，叶先生译文本身的错误却误人匪浅，它让人生出了许多过分的感慨。比如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根据这段叶译本的译文与“表文”的对照，1994年在《读书》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第7期）和《世上不止有中文--〈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与〈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之对勘》（第11期），对整个事件尤其是“表文”的内容差异及其历史意蕴做了充分的阐发。葛剑雄先生关于整个马戛尔尼事件启示的评述的确很精彩，但因他依据的是叶译本中不确切的译文，某些论断未免也有不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