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周保罗之离团，其实并不全然是害怕中国官府的责罚，相反，他更担心的恰恰是英国人事后发现他在国书翻译中做的手脚。这一原因也同时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决意离团而李雅各却处之泰然地继续随团前行。值得注意的是，佩雷菲特在宽泛地列举参与翻译国书和礼单的人员时，把李雅各排除在外。按当时人和后人的解释，李雅各虽然性格和善、守信，没有像周保罗那样中途离团，但他的中文比起周保罗来程度很差，担当不起书面翻译的重任。[4](p321)[2](p57)其实正是由于李雅各没有参与国书的翻译，也就没有周保罗等人的那种心理压力，能够泰然地继续陪同使团前行。
    由此反观周保罗，参与将国书翻译成“表文”成了他的一个心病，促使他坚决要求离团。周保罗陷入了这样一个矛盾漩涡：为了避免清廷可能的追究，他在与安神父或王神父一起翻译国书时改变了原文的语气和行文；而由于在译文上做了手脚，他又担心得罪他的英国雇主。因此，找借口离开使团，便成了他摆脱矛盾漩涡的唯一途径。
    五 英国使臣为何不知情？
    英国国书在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沦为一份类似来自属国的“表文”，而英国使团似乎并未觉察，坦然将“表文”呈递给了清廷。英国使臣为何对国书的“变味”一无所知呢？
    如上所述，李雅各这位使团正式聘请的翻译且自始至终随同使团的人竟没有参与国书的翻译，这本身就是一个颇为离奇的事实！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似乎是马戛尔尼和斯当东不放心李雅各的文字能力。但这并非是最终的原因，因为李雅各的汉语书面表达能力究竟如何，马戛尔尼和斯当东这些对中文一窍不通的英国人是无从判断的，他们只有通过李雅各的自谦和其他几位华人的评判才能知道这一点。因此，英国使臣及后人言之凿凿的李雅各无力胜任书面翻译这一结论，其实只是随使团同行的几个华人的评语。
    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即使李雅各的汉语书面表达能力确实很差，同行的华人似乎也完全可以保持缄默，没有必要坦率地向其英国雇主反映，那样做极有可能让一个同胞丢掉一份报酬丰厚的差事。奇怪的是，这几个华人竟都如此地不“厚道”，让英国雇主确信了李雅各笔译能力的低下。更奇怪的是，李雅各本人不仅对此不表示任何异议，而且还能一直跟随使团到使命结束！他的情绪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打击，称得上是“厚脸皮”。根据斯当东的记载，旅途中李雅各的心情还是很愉快的，他主要是与小斯当东在一起，辅导他学习中文，小斯当东与他混得最熟，到了拿他的姓氏开玩笑的地步。[2](p637)
    对于这种不寻常的事态，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李雅各与其他几位华人之间，尤其是与周保罗之间，从一开始就达成了某种“默契”，更确切地说是某种“密谋”：李雅各以书面翻译能力不行为由不参与国书的翻译；这项“密谋”还包括周保罗到澳门就坚决离团，李雅各则留下继续前行。
    这是非常明智之举，它至少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如前所述，几位华人在接到使团让他们翻译国书的委托时，立即会意识到这个差事的尴尬，如果李、周二人都卷入此事，他们俩可能都只能中途离团以逃避事后追究，那样会使英国使团陷入很大的困境。而如果李雅各远离此事，他就可以坦荡自若地继续随团服务。第二，万一国书译文上做的手脚被英国人察觉，李雅各可以将所有麻烦推得干干净净，不受任何牵连。第三，李雅各既然由其他几位华人证明没有能力担任书面翻译，那么在以后的行程中，他便可以推掉这类事情，躲开极有可能遇到的尴尬。正因为如此，李雅各本人很乐意于这项密谋，为此宁可担当不善笔译的名声。
    后来的事态表明，第三个目的尤为重要。当1793年8月底使团抵达北京与和珅接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采用何种礼节时，使团准备递交一份正式的照会，这份照会极有可能会触犯清廷君臣。前来使团寓所帮助翻译照会的法国传教士（罗广祥）和他的一位华人门徒都不敢给清廷留下自己的字迹，照会最后竟由小斯当东抄写成文。[7](p69)[4](p324)李雅各则因已经树立的不善书写汉语的形象，轻松地躲开了这件可怕的差使。
    搞清楚李雅各与周保罗等人之间的计谋后，我们便可得知，使团完全被周、李等华人聪明的做法蒙蔽过去了。在使团抵达澳门之前，“表文”已译好，并与国书原文一起封存在一个“金盒子”（或“镶钻木盒”）里。我们还可以推测，因为有周保罗等国书翻译者向使团“坦承”李雅各不善笔译的真诚举动，马戛尔尼等人可能更加信任这几位华人的严谨作风和直率性格，丝毫没想到“表文”与国书之间可能会发生变异。
    此外，如前所述，由于马戛尔尼担心其他在华欧洲传教士可能做出不利于英国使命的阻挠举动，他也绝对不会请那些懂汉语的西洋人士核实译文。他不仅不会请他所憎恶和提防的葡萄牙籍传教士，也不会请任何其他国籍的传教士，因为在华西洋传教士人数极有限，而且由于长期为同一个主子（乾隆皇帝）效命，已形成了某种颇为紧密的圈子，在他们中间是很难保住任何秘密的。虽然使团在北京逗留期间（8月21日至9月1日）也接触过几位愿意真心帮助英国使团的西洋传教士（如罗广祥），但生性谨慎的马戛尔尼绝不会因请人审核“表文”这个“多此一举”给自己的使命平添波澜。因此，在使团从澳门赴京直到热河的旅途中，由周保罗等人翻译好的国书中文本安然地放置在盒子里，其底细无人知晓。
    英国使臣将“表文”从“金盒子”中取出是在他们抵达热河之后，其时中方大员和珅要求预先察看“表文”。9月8日，副使斯当东带李雅各和小斯当东携国书拜会了和中堂。斯当东的《纪实》中称他将国书译件交给和珅过目，和珅“看过之后似乎相当满意”[4](p358)--这正是国书翻译者费尽心机要达到的效果，假如周保罗等人此刻得知和大人的表情，他们大约要长出一口气了。佩雷菲特则夸张一些，他在著作中称，小斯当东将“表文”对一大帮清廷大员朗读了一遍。[2](p223)这种说法大不可信，应是佩雷菲特杜撰出来的。设想一下，如果要朗读“表文”，也应该是让使团专职译员李雅各来读，而不会让小斯当东读。并且，如果小斯当东果真在如此重大的外交场合朗读了“表文”，作为他父亲的斯当东爵士肯定会在《纪实》中骄傲地大书特书的，没有理由略过不提。退一步说，即使小斯当东朗读了“表文”，一个初学中文的13岁孩童能否领悟到“表文”与国书原文之间的差别也很难说，更不用说他会向父亲和马戛尔尼质疑其中的差别以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了。
    因此，一直到马戛尔尼亲手将“表文”呈给乾隆皇帝，英国使团成员对这份译件的正确性始终没有怀疑。随后，清廷臣工便根据这份“表文”处理对使团的答复；再后来，“表文”被封存入档，直到1929年才重见天日。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