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至此，我们可以对马戛尔尼使团的英吉利“表文”问题作出如下结论：英国致清廷的国书“极有大体”地恭维了乾隆皇帝，同时巧妙显示了英国的强盛；但国书的“谦逊”语气在翻译成中文时被篡改，从而使国书失去了原有的“大体”，变得像是一份中国皇帝习惯看到的属国“表文”；不过，这一变化并非是在清廷官员的介入或授意下出现的，而是由马戛尔尼使团方面的国书翻译者造成；国书的翻译者是使团所聘译员周保罗及随团同行的华人安神父和王神父中的一位或两位；这几位华人因担心来自清廷的追究，在翻译国书时不由自主地过分恭维乾隆皇帝，以他们自身的诚惶诚恐心态取代了国书原文“不卑不亢”的语气；为避免英国使团万一觉察而追究，他们一开始就让打算继续随团供职的另一位译员李雅各远离国书的翻译，而他们自己则在使团抵达澳门后找借口离开了使团；英国使团对国书译文没有产生怀疑，同时由于使团极力避免其他西方国家介入，国书及译文一直秘不示人，一些懂中文的在华西洋人士没能接触到英国国书及其译文，译文的错误也因此始终未暴露。
    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来看，无论马戛尔尼使团多么努力，无论他们表现得多么完美，其使命是注定无法成功的。因为在大清王朝决意坚持闭关自守体系的前提下，使团面对着无形的森严壁垒和无处不在的陷阱，就连使团十分信任的几位卑微的华人翻译，也在内心极度恐惧的驱使下，无奈地欺瞒了马戛尔尼一行。的确，马戛尔尼一行自踏上中国国土起，就一直为维护英国的荣誉在外交礼仪问题上苦苦抗争，想方设法避免向乾隆皇帝下跪磕头；他们即便未能抗争成功，也仍然在事后极力掩盖“磕头”的真相。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自己呈上的国书中却爽快地向乾隆皇帝磕了响头，而且事后还毫无知觉--这真称得上是历史给他们开的一个大玩笑。
    但是英国使团上的这个大当，与其说是中国之“福”，倒不如说是中国之“祸”。从1759年洪仁辉案到1839年林则徐禁烟之前的80年里，中英之间展开了一系列交涉活动，马戛尔尼使华只是诸多交涉中的一个，这次事件对中英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不是促使这种关系改变，而是加强了这种关系之现状的维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吉利表文”在整个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中具有最突出的重要性。不像在“磕头”事宜上中英双方发生持续纠纷且事后存在不同记载，在“表文”问题上双方未产生任何争执。虽然这种高度的“一致”是虚假的表象，源于几位华人翻译者的狡猾伎俩，但实际的效果却是，这份变了质的文件比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中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明确地传达了清廷最希望看到的状况：中国皇帝的“天下共主”地位无可争议，连西方头号强国英国也对此予以承认。由此“表文”极其错误地强化了乾隆皇帝及其后继者的自满和陶醉感，导致清廷以更大的惰性来处理对外事务，把事实上正在经历工业革命洗礼而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继续当做微不足道的“荒蛮”番邦对待，全然不去察觉英国不断膨胀的对华侵略意向，更无意筹划如何应对其未来的挑战。在此后的几次中英交涉中，无论是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还是1834年的律劳卑事件，清廷均认定英国方面企图无理地背离它“自己”曾在“英吉利表文”中做过的表态，因而理直气壮地严词拒绝英国的诸多要求，直到1840年被迫以武力仓促应战。
    注释：
    ①参见：朱杰勤：《英国第一次使臣来华记》（1936年），《中外关系史论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Earl H.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Washington,1936；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王开玺：《隔膜、冲突与趋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②此段引言中的“敝国皇帝”，疑系中文本译文的舛误，应是“敝国国王”或“敝国君主”，因为英国国君称帝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
    ③“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句中的“他”，疑是衍文。
    ④该份文件的英文和拉丁文原文及几份中文译文载于故宫博物院编《掌故丛编》第1辑。郭世勋在奏章中写明自己找通事等人根据照会的拉丁文和英文原件各译出中文一件。文件送至北京后，军机处又找来在京西洋教士按照会的拉丁文原件重译了一遍，并核对郭世勋所呈译文，得出几个译件“大概相同”的结论（故宫博物院编：《掌故丛编》第1辑，北京：和济印刷局1928年版，第2～7页）。就清廷处理事件的细致程序来看，再对照照会原文与几份译文，可以看出，清廷官员似乎还是比较谨慎的，并没有任意“施展文字技能”，葛先生的以上评语似失诸偏颇。客观地说，经过清廷官员介入翻译出来的照会，比之“表文”似乎更为得体。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展开对“百灵照会”译本的考证。
    ⑤确切地说，盛放国书的是一个外镶钻石的木盒（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原译，林延清解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⑥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称他为卓保罗，安德森则称他为纽先生（爱尼斯·安德逊：《英使访华录》，费振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1页）。另一位翻译是李雅各。
    ⑦关于马戛尔尼不信任在华传教士并提防他们搅局的情况，参见：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第48、50、57～58页；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21～322页；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149～155页。
    ⑧李雅各因此在清廷文档中被误称为“锡拉巴”（《清实录》第2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6页）。
    ⑨1928年故宫博物院开始编辑“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档案集时，最初未找到英国国书原本（故宫博物院编：《掌故丛编》第1辑，第1页），至第二年国书原本才被找出，遂编入《掌故丛编》第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