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何人翻译？
    英国方面是谁将国书翻译成中文的？
    关于这个问题，使团成员留下的记载，无论是马戛尔尼的《乾隆英使觐见记》，还是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或是安德逊的《英使访华录》，都未写明。不过，由于在马戛尔尼使团组建之时整个英国竟找不出一个懂汉语的人[4](p35)，而使团使华期间接触到使团又懂中文的人也没有几位，因此我们可以划定翻译者的大致范围。佩雷菲特据此做过这样的推测，“最初是周、安和王诸位神父，后来是安纳和拉弥额特神父，甚至小托马斯也都参加，他们非常吃力地翻译了礼品清单和国书”[2](p86)。这个说法太笼统，它几乎把所有可能充当书面翻译的人都包括了进去。其中“周”是指使团从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国学院聘请的两名中国天主教士翻译之一周保罗⑥，他中途背弃了承诺，在澳门离开了使团；“安”和“王”是两位随使团船只同行回澳门的华人安神父和王神父，他们在澳门时与周保罗一起离团上岸了。“安纳”和“拉弥额特”是两名法国遣使会神父，他们略懂中文，在澳门搭上使团船只，原打算一起随同进京，但到了天津就打道回了澳门。“小托马斯”是英国副使乔治·斯当东爵士之子托马斯·斯当东，他自参加使团后便一直在跟几位中国人学中文。
    佩雷菲特所提的这几个人需要再做考究。笔者以为，安纳和拉弥额特没有参与“表文”的翻译，他们两人乘上使团船之后，即使参与使团的文字翻译，至多也是参与了礼品清单的翻译。理由有三。
    其一，“表文”在此二人于澳门上船之前就已翻译好了。按普里查德的记载，国书英文本在1792年7月31日就由英国外相邓达斯审定通过。由于在此之前使团确定的中文翻译李雅各和周保罗不懂英文，只懂意大利语、拉丁文和中文，因此马戛尔尼马上又找人将国书翻译成拉丁文本，8月18日经邓达斯审定，“以便立即派员将该书译成中文”[9](p186)。从马戛尔尼如此急迫地关注国书中文本的心情来看，国书是不可能留待使团过澳门后再请两位法国教会教士帮忙的。在使团从普利茅斯出发（1792年9月）到抵达澳门（1793年6月）之间有9个月的旅程，其间马戛尔尼必定让使团船上的几位中国人根据拉丁文本将国书仔细地翻译出来了。
    其二，至少在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等人看来，几位华人是能胜任国书的翻译的。佩雷菲特转引使团成员的话称周保罗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人。[2](p57)另一位华人，即安和王中间的某一位，斯当东称这两人中的“其中一个人能写一手中国好字，过去船上许多中国文件都是由他翻译和写的”[4](p200)。因此，有这两位，国书翻译就应不成问题了。
    而礼品清单则不同。清单对各种礼品做了简单介绍，其中包含许多科学知识和许多新名词，其翻译工作可能超出几位中国人的能力范围。清单也由使团成员之一、小斯当东的家庭教师赫托南翻译成了拉丁文，但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让在华的西洋传教士“通过拉丁文看看中国文字有何错误和书写格式是否合适”[4](p251)。因此，可以推定，礼品清单很可能到澳门时还未译好，或译得太不如意，只有请安纳和拉弥额特帮助。事实上，佩雷菲特在谈论翻译的艰难时主要是指礼品清单的翻译，比如“天体运行仪”的译法。[2](p86～87)
    其三，国书与礼品清单的性质也大不相同。礼品清单并无多少机密，7月底使团抵达天津时，马戛尔尼就将它出示给了清廷接待副使乔人杰和王文雄。[4](p251)但国书则不同，马戛尔尼把国书看得很重要，不愿轻易示人，对清方接待官员要求查看国书的要求均予婉拒，直到9月8日才不得不由斯当东呈给和坤过目。[4](p358)马戛尔尼不愿过早出示国书的原因之一，是防范其他欧洲国家的在华传教士，担心他们会从中作梗，干扰英国使团的使命。事实上，马戛尔尼非常小心，想方设法不让清廷指定的在京传教士（如葡萄牙籍传教士德索超和法国籍传教士贺清泰等）来充当使团的翻译。⑦因此，很难想象马戛尔尼会让两个法国遣使会的教士参与国书的翻译。
    小斯当东也不会参与国书的翻译。原因是，如前所论，国书是在使团出发后不久就着手翻译的，那时小斯当东的中文程度还达不到翻译文书的水平，因为小斯当东在参加使团从英国出发时还不懂中文，只因海上旅行生活枯燥无聊才开始学习中文。[4](p69)他至多是在使团过了澳门之后偶尔参与了礼品清单的翻译，其时周、安、王几位华人已离团，两位法国传教士的中文也许应付不过来，而小斯当东的中文已大有提高，终于找到了一试身手的机会。
    由上可以推论，将国书翻译成“表文”的只有周保罗及安神父和王神父中的一位或两位。
    四 为何出错？
    如果说周保罗、安和王三位华人翻译的“表文”仅仅是文字浅俗粗鄙，与当时中国的官样文章格格不入，那还是很容易解释的。因为，这几个在英国使团看来知识渊博、文字功底很好的华人，长期生活在意大利，他们的汉语能力其实已大大退化，远不及在中国本土最普通的文人了。但“表文”内容上的不严谨以及将平行口气改为属国口气的错误也是由于翻译者的能力所致吗？
    笔者以为，“表文”内容上的错误，并非其不伦不类的文风那样的无心之过，而是翻译者的心理因素所致。设想一下，几位漂泊在外多年的华人日益临近故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对强盛、专制的大清王朝和乾隆皇帝，除了有一般中国人的敬畏之外，还有一层异样的惧怕之情。这种情绪，不仅仅是通常所谓的“近乡情更怯”，还有因违反天朝“不得与外夷勾结”的一贯禁令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在1759年的洪仁辉案中，两位华人便因参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告状事件而获罪，其中一位为英国人书写状子的生员刘亚遍竟被处决。[10](p110)这个案件在30多年之后仍然令人心有余悸，斯当东在《纪实》中多次提到这个事件，其他几位华人自然也知道这个案件。可以想象，他们是在一种多么诚惶诚恐的心情中翻译英国国书的！他们要完成使团交给的任务，但更在乎经他们之手译出的文书会不会引起皇帝和朝廷的丝毫不快。正因为如此，他们几乎是不由自主地以自己的巴结之情取代了国书原文得体的“平等”语气，用意译的方法处理译文，甚至还有意识地添加进一些着力恭维乾隆皇帝的文字。
    几位翻译者应该知道，他们改变了国书的口气和行文，肯定是不符合英国人口味的。他们对自己做法的不妥心中有数，只是他们侥幸地指望暂时可以在英国人面前蒙混过关，但日后英国人是否会知道实情、后果又会怎样，他们心中无底。关于这几位华人的心理活动，我们当然无从稽查，但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旁证来证实这一点，即他们三人都在澳门离开了使团。安神父和王神父之离团合情合理，他们本来就非使团所聘，只是顺路搭船回中国而已。而周保罗之离团就非同寻常，他是正式受聘的使团译员，离团是背弃承诺之举。他向使团解释离团的理由是害怕因给外国人服务而遭中国官府的惩罚。[4](p200)这个理由得到了使团的认同。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如果说他担心来自中国官府的危险，为什么他一开始同意受聘？另外，为什么与他处境相同的李雅各却没有问题呢？关于第二个疑问，斯当东的解释是：李雅各出生于鞑靼地区（佩雷菲特称他是满人），相貌与中国本地人不完全一样。再配上一个英国名字柏仑白(plumb)和一身英国军装，可以蒙混过关。[2](p637)[4](p201)⑧这种解释有点牵强。众所周知，满人与汉人在相貌上没有多大差别，李雅各作为满人，再怎么也不可能长得像欧洲人。能让他免受中国官府责难的主要是他的装束和一个英国名字，这些周保罗实际上也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