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著名的中外关系史家朱杰勤先生早在1936年就将英国国书翻译成了中文，附于其文《英国第一次使臣来华记》中，该文发表在《现代史学》杂志上。其译文为：“大英、法兰西、及爱尔兰王乔治第三神圣陛下，谨致书于中国乾隆至尊皇帝，敬贺亿万斯年。夫伟大而仁慈之君主之天性，即如陛下登其大宝，为人类造福，重视领土内之和平与安固，不辞劳苦，以散播幸福、德智予臣民，尽其所能以各种和平的艺术加惠于人类。我朝之初，即抱此感，故每不得已而战役，得胜之后，祈祷和平，不敢夸伐，但仍不能在各方促进吾民之繁荣。以前吾民之优秀者，驾船四出，以求新地……”[6](p536)这段译文，与国书原文较为贴近。遗憾的是，从朱杰勤先生文后的参考书目来看，朱先生当时未看到“表文”，因此也未探究国书与“表文”间的差异。
    仔细对照国书原文与中文“表文”，我们将发现，其间的差别虽然不是“表文”与叶译本之间的那种将颂扬之词完全张冠李戴，但却是极其关键的含义被转换。朱杰勤先生准确地对英国国书原文下了“辞旨谦逊，然极有大体”[6](p496)的评语，他所谓的“大体”，就是不卑不亢，即英国国王以平等的地位友善地致意乾隆皇帝。国书的这种姿态，也正是马戛尔尼使团在华期间努力维持的东西，正如1793年8月6日马戛尔尼在首次拜见直隶总督梁肯堂时就宣称的那样，“敝国皇帝，为西方第一雄主；贵国皇帝，则为东方第一雄主”[7](p27)②。
    而“表文”则丢失了国书应有的“大体”，显得过分谦卑。且不谈“表文”口语化的粗俗词句透露出一种“荒蛮”国主的巴结神情，至关重要的是，“表文”采用极不严谨的意译方法，改变了国书的核心概念。国书原文颂扬乾隆“watch over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his dominions; and to take pains for disseminating happiness,virtue,and knowledge among his subjects; extending the same beneficence,with all the peaceful arts,as far as he was able,to the whole human race”，意思只是说乾隆皇帝成功地统治着中国，同时又努力促进全人类的幸福，其间的“内”“外”之别是很清楚的。而“表文”将其表述成“大皇帝的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的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③……”如此行文，混淆了中国皇帝对内统治和对外政策之间的界限，不啻是英国国王正式承认（甚至是“悦服”）乾隆皇帝是“保护”、“照管”中国和其他各国的“天下共主”！如此恭维，当然会令做惯“天下共主”的中国皇帝欣慰，却肯定不是英国国书的初衷。
    二 错误出自何方？
    国书可谓人类交往中最正式、最重要的文件，英国方面没有理由草率对待这份文件。根据史料记载，中文“表文”由英国国书的拉丁文本翻译过来，而本文以上参照的是国书英文本。但这一点不足以解释中文“表文”与国书之间的差异，因为拉丁文在当时的西欧各国被普遍用做书面语，拉丁文本与英文文本之间在意义上是不会有任何差异的。然而事实却是“表文”与国书之间存在有如上一些重大的意思变化，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一些人很自然地会推测，这份有失英国“大体”的“表文”是中国方面炮制的。
    葛剑雄先生就做了如此假设，称“英使携带的文件都是用英文书写的，有的附有拉丁文本，所以得翻译成中文，才能进呈御览，这就使臣工们有了施展文字技能的机会”，并称清廷“当翻译上的功夫无法胜任时，就干脆按自己的需要编造了”。[8](p185,187)这个大胆的假设似乎有些道理，因为此前1792年4月进呈御览的一份英国照会，即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主席百灵(Franciccus Baring)呈送两广总督告知马戛尔尼使华事宜的文件，就是由广东巡抚郭世勋找行商和中国通事翻译的。④
    然而，我们却不能由此推断出“表文”亦系清廷君臣合谋制造的结论。因为此次与百灵的照会由郭世勋转呈御览不同，“表文”是1793年9月14日由马戛尔尼在觐见乾隆皇帝的仪式上亲手交给乾隆本人的。在此前的7月30日，当清廷接待专员征瑞第一次赴使团船拜会马戛尔尼提出要查看“表文”时，马戛尔尼就婉言谢绝，称国书原文和译稿锁在一个金盒子里，须届时亲自呈交皇帝。[4](p247～248)⑤清廷档案证明，此节也得到乾隆皇帝本人的认可。[9](p215～216)如果说清廷君臣合谋炮制“表文”中译本，必须在“表文”呈给清廷之后，可能还需征得皇帝的许可，重新搞一个文本存档。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种假设。就行文风格来看，“表文”极为口语化的粗俗词句与此前百灵照会工整雅致的译文大不相同，显然是未经清廷官员参与加工的原件。
    此外，就清朝君臣的心态而言，说“表文”遭清廷方面篡改的假设也不太合理。如果乾隆皇帝知道几十年后他的子孙遭这帮“英夷”后代的百般欺凌，他或许会存心伪造一份假“表文”留给他的子孙，让他们有机会捧着这份假“表文”获得“老子祖上比你们这帮英夷阔得很”的阿Q式精神胜利。但事实上，当时清朝正处在国运的鼎盛时期，乾隆皇帝本人也有太多可资炫耀的事功，似乎没有必要指使臣工去花费心计篡改一份寻常外夷的“表文”以获得心理满足。乾隆帝是典型的自大狂，但他不是猥琐之辈；他会堂而皇之地要求将英国使臣的“钦差”称呼改为“贡差”，并强行给予使团“英吉利贡使”的旗号以副天朝体制，但他大约还不屑于在存入档案的文件上弄虚作假。既然皇帝不屑于此，他手下的臣工也不会多此一举。背着皇帝在“表文”上做手脚，在那个时代，尤其是在精明过人的乾隆皇帝治下，是会招来“欺君之罪”的。
    因此，我们大体可以推断，我们现在看到的“表文”，应是乾隆皇帝亲手收到的那份，译文中的错误，出自英国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