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积极的做法，则是给皇帝进呈有帮助的“课余”读物。在皇帝没有日讲便也不会会见大臣、商讨政事的情形之下，朝臣只能借助他人之言，异代之事，来向他提供借鉴和补救之道。隆庆五年三月，礼科都给事中张国彦便做了这样之事。他上疏说：因为穆宗不召对臣下，“臣等伏睹先朝大学士李时所记《召对录》，始于嘉靖九年郊坛视工，终于十五年文华殿议事，中间一政令之兴革，一人才之进退，罔不召问臣僚，面决可否，与家人父子无异。盖先皇所以坐致四十五年之太平，实基于此，乃今日所当继述者。臣等谨以前录，删去繁文，撮其大要，总二十九条，缮写上进。伏望留神观省，锐意遵行，以光先朝盛事”。此次“疏入报闻，《录》留览”(71)。这样的做法，在明朝此前曾经出现，此后也还会出现，原因便是经筵所讲没趣，皇帝无心而倦勤。(72)
    隆庆五年秋季的讲筵提早开始，七月十八日便“开经筵日讲”(73)。这个特别情形，或者与皇太子准备明年三月出阁读书有关。但此季的停讲时间，《实录》也没有记载。穆宗御经筵和日讲的记录，包括开讲和辍讲的日子，其实也到此为止。《实录》此后的相关记载，只有隆庆五年十月升任左中允申时行为日讲官和六年正月命礼部左侍郎王希烈充日讲官二事。(74)六年二月还“命掌詹事府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高仪侍经筵”(75)。这些任命看来都是例行公事而已，申时行也没有留下讲章或记述穆宗讲筵情况的文字。(76)穆宗是年六月崩，上半年因病而不御讲筵，完全可能。(77)
    穆宗如果从隆庆五年秋季后便缺席讲筵，则其主要原因仍是与其纵情好色有关。是年十二月，礼科给事中蔡汝贤的奏疏婉转地说及这点。该疏说：“臣近因长至导驾，窃窥圣容微减于前……今微阳初生，正宜遏欲养静之时，愿于宫中斋居焚香，澄心涤虑，进御有常，毋令其溺志，游观有度，毋令其移情；日惟省览典谟训诰，以陶养此心，亲近师傅公孤，以维持此心，自然欲寡气清，神凝体固。以是理万几，则常朝可无免矣；以是亲经史，则经筵可无辍矣；以是事上帝，则郊祀可无摄矣；以是感召和气，则近时星飞雹陨、河决地震之灾，皆可消弭之矣。”对于蔡汝贤的勉励，穆宗也给予“报闻”(78)。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蔡汝贤实际上已不再强调帝御经筵之事，而是盼望其自览经典以陶养本心和保重身体了。
    穆宗本人肯定对于经筵和日讲没有兴趣，看来他对于这样的课程也没有信心，不认同其被朝臣赋予的价值。影响所及，就连皇太子(将来的万历皇帝)的讲读时间，也大为缩短。隆庆六年三月初三日，东宫开始出阁讲学，四月二十一日，便令“东宫辍讲”。此时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上言：“四月至八月，为时旷远，除大寒大暑，余日尚宜讲读。”穆宗对此没有听从，但也没有否定。礼部言“宫中暇日，宜加温绎，不离正业，庶得存养之道，作息之宜”。穆宗则“是之”(79)。次月，礼部覆都给事中雒遵等奏：“东宫辍讲之月，除宫中温习外，宜于朔望日，令辅导讲读等官，恭诣文华殿，启请半月内课程疑义，庶餋正之功，缉熙无间。”穆宗也“是之”(80)。从这些奏疏的建议以及穆宗的反应看，穆宗显然并非不关心东宫的教育，但却不热心于传统的讲读方式。
    三 高拱对于经筵讲学的反思
    高拱对于当时他也参与的经筵讲学，后来也有无奈之感，但奇怪的是，隆庆一朝之中，他对穆宗的经筵和日讲表现，都没有形诸奏疏的意见。他对经筵内容以及讲官本领的反思，只有见于罢官之后所作的《本语》和《问辨录》之中。他直接检讨的问题是讲读的内容，但牵涉所及的则是皇帝对于经筵、日讲的关心和兴趣。
    高拱认为当时(神宗初即位时)经筵和日讲所讲的内容不足，也不切实际。他主张在经筵中，皇帝要听讲“祖训”和历朝故事，年轻的皇帝尤其须要这样。这种主张建基于他一再强调的为治之要在于“法祖”的见解。《本语》中有一段他对神宗登基后的经筵讲读情形以及讲读祖宗故事的重要性的议论：
    帝王创业垂统，必有典则贻诸子孙，以为一代精神命脉。我祖宗燕谋宏密，注意渊远，非前代可及。圣子神孙，守如一日，治如一日，猗欤盛矣。迨我穆皇，未获有所面授；我皇上甫十龄，穆皇上宾，其于祖宗大法，盖未得于耳闻也。精神命脉既所未悉，将何以鉴成宪，绳祖武乎？今日讲经书后，又讲《贞观政要》等书，臣愚谓宜先知祖宗家法，以为主本，而后可证以异代之事，不然，徒说他人，何切于用？乃欲于祖宗列圣《实录》所载圣敬事天之实，圣学传心之法：如何慎起居，如何戒嗜欲，如何务勤俭，如何察谗佞，如何总揽大权，如何开通言路，如何进君子、退小人，如何赏功罚罪，如何肃宫闱，如何御近习，如何董治百官，如何安抚百姓，如何镇抚四夷八荒，撮其紧切，编辑成书，进呈御览。在讲筵则日进数条，在法宫则日披数段，庶乎祖宗立国之规模，保邦之要略，防微杜渐之深意，弛张操纵之微机，可以得其大较。且今日之域中，祖宗之天下。即以祖宗之事行之今日，合下便是，不须更费商证，而自无所不当。我皇上聪明天纵，睿智日开，必因而益溯祖宗精神命脉所在，以觐耿光，以扬大烈，以衍万年无疆之祚者，将在于是。则特为之引其端焉尔，是臣愚犬马之心也。方遂请之，而遂以废去，特述其意于此，倘有取而行之者，则犬马之心，亦自可遂，不必出自我也。(81)
    高拱这里说出了穆宗在藩邸时所学缺乏实用性的一面。他没有得到世宗直接传予的治国经验，所以对于朝政的要领不易掌握。高拱提出在经筵和日讲的内容上增加讲读祖训的主张，后来张居正在神宗的经筵上便付诸实行。(82)张居正未必因为高拱的遗言而有此举，但高拱的主张比较实际，易为当时有识之士所认同，却是无疑的。可是，高拱在穆宗的经筵、日讲中，居于“提调讲读”的职位时间颇长，却连提议也未见过，可见改变传统之谈何容易。
    问题应该相当复杂，究其底蕴，便与讲官的素质和能力直接有关。当时的经筵官和日讲官，几乎都是翰林出身的文官精英，但高拱对于他们有否具备讲说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否胜任讲说因应本朝历史而来的施政原则，其实有所质疑。在他看来，问题的结症在于翰林官员的训练与其工作要求不协。他指出，内阁辅臣和经筵讲官出自翰林，但“其选也以诗文，其教也以诗文，而他无事焉。夫用之为侍从，而以诗文，犹之可也，今既用于平章，而犹以诗文，则岂非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乎？”为了使翰林用适其才，用得其所，他主张对他们分科训练：
    其选也，必择夫心术之正，德行之良，资性之聪明，文理之通顺者充之，而即教之以翰林职分之所在。如一在辅德，则教之以正心、修身，以为感动之本；明体达用，以为开导之资。如何潜格于其先，如何维持于其后，不可流于迂腐，不可狃于曲学。虽未可以言尽，然日日提斯(撕)，日日闻省，则必有知所以自求者矣。其一在辅政，则教之以国家典章制度，必考其详，古今治乱安危，必求其故。如何为安常处顺，如何为通变达权，如何以正官邪，如何以定国是，虽难事事预拟，亦必当有概于中也。(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