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对于这次讲读次序及所讲书籍的变动也有所记载。其《日进直讲序》说，开讲之后，“拱说《四书》，陈(以勤)说《书经》。既又有谕，先《学》、《庸》、《论》、《孟》，而后及经，于是乃分说《四书》”(23)。从当时习惯地将《四书》与一经(循例是《书经》)分别由两名讲官同日进讲，改为只先专读《四书》，并由两名讲官分别轮流进讲，既是反映了世宗接受当时一般人所遵从的朱子所主张的授经次序，也可能反映了世宗在藩邸时其父兴王给他所定的课程。
    世宗亲自给裕王兄弟订定课程的做法，虽然和前此皇帝命令阁臣拟定此事的做法有所不同，但王子上课的时间，和前朝订定的还是基本一样。是年(嘉靖三十二年)四月，礼部言：“二王讲读旧规，开以二月八月初旬，辍以五月十一月初旬。今有闰三月，请于四月辍讲，不为例。内侍书官每日启王温隶，仍日书百字，送内阁圈注。讲读等官，每半月恭诣各府起居，如王更欲授书进讲，及质问疑义、字法，各官亦得自效。”(24)世宗同意。由此可见，讲读分为春秋二季，每季讲读三个月；学期提早结束时，讲官每半月可到王府与王子亲近一次，以便王子补习所学。
    在这次讲读课程变动之前，亦即裕王开讲后的第一季，裕王的《四书》讲读本来由高拱一人专责，其讲读次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从《日进直讲》中《大学》部分是完整的讲说可见，在这季之中，高拱已经独自讲完了《大学》。从讲读《中庸》开始，他才与陈以勤轮值“分说”。这便是《日进直讲》中《中庸》和《论语》的讲题都呈现断裂的原因所在。(25)
    高拱充当裕王讲官，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三月，以翰林院编修九年秩满，升为翰林院侍读。(26)是年十月，穆宗第一子生，初为人父，年十九岁。(27)嘉靖三十九年三月，高拱升为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28)时年四十九岁，才在任职超过八年之后，离开穆宗的讲席。他和穆宗相处的时间，在他是精壮之年，在穆宗是渐趋成人之年，他对穆宗必有一定的影响，穆宗对他也有一定的依赖。高拱这些年内所作的“直讲”，理论上也是他的成熟意见。
    高拱离开穆宗的讲席后，裕王府的讲官也陆续有所任命。据《明世宗实录》所载，穆宗在藩邸时的讲官先后有高拱、陈以勤，均嘉靖三十一年八月任，至三十九年内离任；(29)张春，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任，四十年(1561)五月调职；(30)胡正蒙，可能在嘉靖三十九年六月任，可能至四十三年(1564)六月离任；(31)唐汝楫，嘉靖四十年六月任，四十一年(1562)九月革职闲住；(32)殷士儋，嘉靖四十一年十月任，直到裕王即帝位改官；(33)张居正，嘉靖四十三年七月任，四十四年(1565)六月或四十五年(1566)四月离任(34)。综合史料分析，裕王各讲官的任命次序应该是：高拱升官，张春继之；陈以勤丁忧，胡正蒙继之；张春闲住，唐汝楫继之；唐汝楫革职，殷士儋继之；胡正蒙升官，张居正继之。张居正离任之后，《明世宗实录》未见新的任命，可能世宗末年未及理会此事。
    穆宗藩邸前后七名讲官当中，高拱和陈以勤的表现最为特出。张居正也是很成功的讲官，但他实任此职时间不长，没有留下显著的业绩。高拱的官运可算相当亨通，升迁比起同时任命的陈以勤快了很多。他由升职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离开裕王讲筵之后，嘉靖四十一年再升任礼部左侍郎。(35)以后又转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36)嘉靖四十四年六月升为礼部尚书，仍兼翰林院学士。(37)次年，嘉靖四十五年三月，他被命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办事(38)，踏入了事业的高峰期。
    穆宗即位后，从前裕邸的讲官和侍从诸臣，都获得加官和重要的升迁。隆庆元年二月，除了加恩于大学士徐阶、李春芳、郭朴之外，高拱被升为武英殿大学士；陈以勤和张居正分别被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均入内阁办事；翰林院侍读学士殷士儋则被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39)他们仍然参与穆宗的经筵讲读活动，而高拱更在“提调讲读”的大臣之列。当时任命的其它经筵官和日讲官，还有带翰林院官衔的各级文官赵贞吉、林树声、潘晟、殷士儋、吕调阳、吕旻、王希烈、诸大绶、丁士美、孙铤、张四维、林士章、陈栋，以及国子监祭酒林燫十四人。各人之中，大学士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五人和潘晟、殷士儋、诸大绶、张四维四人“日侍讲读”，而后者四人是名符其实的日讲官。(40)以后隆庆一朝续任的日讲官有林燫(41)、吕调阳(42)、丁士美(43)、申时行(44)、王希烈五人。(45)他们除了申时行之外，都是原班的经筵官。
    穆宗在藩邸时期，讲读经史显得相当积极。高拱便说：“殿下聪明特达，孜孜向学，虽寒暑罔辍。拱乃于所说书中，凡有关乎君德、治道、风俗、人才，邪正是非，得失之际，必多衍数言，仰图感悟，虽出恒格，亦芹曝之心也。”(46)从《日进直讲》的内容分析，裕王的讲读确实没有停顿，高拱也在训释经文字句和演绎圣人意思之余，适当地敷陈自己对于人君所应留意的问题和所宜采取的治道的看法，以其自谦的“荒陋之说”来“自效”其能。裕王对于高拱所讲有多少“感悟”，尚待考究，但高拱的直讲甚为成功，从上文所说他和穆宗的关系已经可以充分反映。
    但穆宗登基之后，对于经筵讲学其实并不热心。到了隆庆元年三月，才在大学士徐阶的请求之下，决定四月二十二日经筵开讲，日讲以次举行。(47)此次所进呈的经筵日讲仪注，和进呈给之前数帝的大致相同。经筵定于“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会讲。……先期，司礼监官陈设书籍、御案、讲案如前(如首次开讲时)。侍班、侍卫、侍仪、执事、进讲礼同，但各官止行叩头礼。每日进讲，上御文华后殿，止用讲读官及内阁大学士侍班，不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侍班、讲读等官入见，行叩头礼，东西分立。讲官先讲《四书》，次讲经或讲史。讲毕，各官叩头退。”(48)穆宗的首次经筵，在隆庆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如期举行。(49)是否次日便开始日讲，《实录》没有记载，但看来即使如期举行，也没有进行多少次。因为次月(五月)二十一日便命令“以天暑辍经筵日讲。”(50)高拱也在是月离朝。整个首季的经筵日讲，进行了刚好一个月，经筵会讲最多举行了三次。
    经筵和日讲是皇帝进学的场合，也是皇帝会晤有学问的近臣的场合，所以当时的朝臣都渴望其能认真举行。朝臣最理想的愿景，则是皇帝能将御讲筵和处理政事结合起来。隆庆元年四月，礼部尚书高仪等便疏请皇帝在经筵日讲之后，随即接见部院大臣，让他们在大学士也在场的情形下，报告、商讨和决定政事，并且容许“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轮二员随进”，参与评论，而皇帝则要主动咨询意见，决定政策。可惜，高仪这本有代表性的奏疏上后，“上报可，然其事竟不行”(51)。
    到了暂停讲学后的次月，朝臣于是提出批评，要求改善。首先上疏的兵部侍郎邓洪震，借警告半年来的灾异，指出：“陛下临朝之时，圣容端拱，未尝时赐清问，体察民情；诸司奏章，少经御览；经筵日讲，止袭故常，未蒙虚心询访。传闻后宫日为娱乐，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后车充升，所谓女宠渐盛者，未尽无也。左右近习，恩荫狥情，赐与颇滥，所谓嬖幸蛊惑者，未尽无也。号令非一，前后背驰，邪正混淆，用舍犹豫，所谓仁柔不断者，未尽无也。”(52)此疏指出了穆宗即位之后，在公开场合表现沉默，视朝不多说话，展现的只是如同礼仪具文等各种弊病，并且还婉约地指出穆宗怠于经筵的主要原因在于好色。
    次日，礼科都给事中何起鸣、户科右给事中张卤等也上疏，提出补救的做法。针对停止经筵日讲便意味着连阁臣也没有面见议政的机会，他们请求：“经筵虽以盛暑暂辍，尤宜仿先朝故事，仍御日讲，即以军国大事，与辅臣面议处断，并召见六卿科道咨访政务。”穆宗同意由“礼部覆请施行”。此时御史钟继英也请求在“辍讲之期，命内阁儒臣撰讲章进呈，上于宫中检阅，以资圣学。”穆宗对于此疏也“报闻”。(53)钟继英所请求的做法，其实也是历朝的旧贯。礼部覆请经筵休讲而日讲不辍的请求，《实录》没有记载，可见和“报闻”的回复一样，都是皇帝在措辞上的虚应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