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明穆宗实录》卷四三，隆庆四年三月辛未。
    (68)《明穆宗实录》卷四八，隆庆四年八月癸丑。
    (69)《明穆宗实录》卷五四，隆庆五年二月己亥；卷五五，隆庆五年三月己巳；卷五七，隆庆五年五月壬申。
    (70)《明穆宗实录》卷五七，隆庆五年五月壬申。
    (71)《明穆宗实录》卷五五，隆庆五年三月乙酉。
    (72)这种情况见于明世宗时的研究，见Hung-lam Chu(朱鸿林)，"The Jiajing Emperor's Interaction with His Lecturers." Chapter in David Robinson,ed.,Culture,Courtiers,and Competition:The Ming Court(1368-164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8),pp.186-230。
    (73)《明穆宗实录》卷五九，隆庆五年七月戊寅。
    (74)《明穆宗实录》卷六二，隆庆五年十月戊申(申)；卷六六，隆庆六年正月庚寅(王)。
    (75)《明穆宗实录》卷六七，隆庆六年二月甲子。
    (76)申时行获任穆宗日讲官的同日，其同僚友好王锡爵也被调南京，两人因而都不能参与不久将会成立的神宗东宫讲读班子。申时行回忆此事，认为这是首辅高拱偏心所致。这和他判断在穆宗的日讲班中，只有虚衔，没有实职，仕途也不必见好的情形有关。详见朱鸿林《申时行的经筵讲章》，“国家”图书馆等编《屈万里先生百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家”图书馆，2006年，第509-533页。
    (77)这里须要考虑的问题是，见于《实录》的这样零星记录，是否记录不全所致？记录不全也有可能，但从《实录》前后不一的记载情形看，再从只有臣下上疏说及事情，事情才见诸记录的情形看，只开讲一次，循例敷衍了事，不再举行，只因臣下没有上疏谏争，因而没有记载，也不是匪夷所思之事。
    (78)《明穆宗实录》卷六四，隆庆五年十二月癸巳。
    (79)《明穆宗实录》卷六九，隆庆六年四月丙子。
    (80)《明穆宗实录》卷七○，隆庆六年五月庚寅。
    (81)高拱：《本语》卷五，《高拱全集》(下)，第1275-1276页。《本语》还有别处论及为政“法祖”的要义，见同书第1273、1289页。
    (82)参见朱鸿林《明神宗经筵进讲书考》，《华学》第9、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67-1378页。
    (83)高拱：《本语》卷五，《高拱全集》(下)，第1277页。
    (84)高拱：《本语》卷五，《高拱全集》(下)，第1277页。
    (85)高拱：《本语》卷五，《高拱全集》(下)，第1277-1278页。
    (86)高拱：《问辨录》卷九，《高拱全集》(下)，第1197-1198页。
    (87)高拱：《问辨录》卷一○，《高拱全集》(下)，第1204-1205页。
    (88)高拱《本语》卷五，《高拱全集》(下)，第1276页。
    (89)高拱：《本语》卷五，《高拱全集》(下)，第1276页。
    (90)例如《明穆宗实录》卷一○，隆庆元年七月甲寅条载：礼部左侍郎潘晟被劾“贪冒不职”，穆宗便以言官“所论无事实，留(晟)待讲读如故”。《明穆宗实录》卷五六，隆庆五年四月乙未条载：“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疏言，盐法之坏，在大商专利，势要根据，以故不行。因指总督尚书王崇古弟、吏部右侍郎张四维父为大商，崇古及四维为势要，请罚治崇古而罢四维。四维自辩其父未尝为河东运司商人，亦无他子弟，永春奏不实，因乞避位，候勘以自明。上谓四维日侍讲读，素称清谨，令供职如旧。四维再请行勘，不许。”按，由此也可以反见，穆宗裕邸时期的讲官张春之调职以及唐汝楫之革职，都是世宗的决定，与穆宗至少无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