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兵学大师之誉的蒋百里先生一生致力于救亡图存、民族振兴，不愧为关心国家安危的民族先觉。
    蒋百里毕生处于民族危亡的忧患年代，强烈的爱国心和忧患意识驱使他走上了一条探索民族复兴、抗敌御侮的人生历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他更是倾其全力，在军事、文化与外交战线上从事抗日斗争。其思想与行动与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斗争的进程息息相关。虽然蒋百里在全面抗战的烽火岁月之初便赍志以殁，但他的精神及思想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坚定了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蒋百里的抗战思想是中国人民抗日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与演变，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
    一
    蒋百里成熟的抗战理论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他博古通今，畅晓中外的军政格局，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早有清醒的认识，因而他很早就萌发了防日抗日的心理与思想准备，这也成为他系统抗日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青少年时期的蒋百里深切感受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日俄战争带给中国的创伤，民族的屈辱铭记于心中而不能忘怀。为了报国，他弃文习武，负笈东瀛。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使他有机会深刻了解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并洞察其对外扩张的野心。蒋百里在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时，与之同期的恰好有日后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先锋人物荒木桢夫、小矶国昭、冈村宁茨等。这些军国主义分子时常流露出的扩张言论，给蒋百里以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之，他孜孜以求，钻研兵法，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照例由日本明治天皇亲自赐刀，日本人引为奇耻大辱，对此耿耿于怀，以致于从第四期始，中日学生在士官学校中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度夺标。1906年百里从日本回国后即投身于国防建设，他“痛心国力之振，强邻之环伺，亟思建军以御外侮”。他在东北充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督练公所总参议时，“即着手建立东北国防第一线，以日本及俄国为假想敌”。他对日本军事和扩张野心，了如指掌，但对俄国尚欠充分的认识，遂介绍其好友李小川为军事参议，去俄国考察国情，藉以制订以我国为假想敌的国防计划。1912年，百里出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上任伊始，即整顿学校，从严治军，以期培养国防建设的后备人才。1917年，蒋百里发表了《政略与战略--论战志之确定》一文，他深刻指出：“无兵而求战，是为至危，不求战而治兵，其祸尤为不可收拾也。练兵将以求战也，故先求敌而后练兵者，其兵强，先练兵而后求敌者，其兵弱。”①他要求将防敌思想贯穿在治军过程之中，以备不测。1922年，蒋百里又发表《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更明确地提醒国人：“从中国现状言，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之国家。”②他在文中痛斥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暗中则是警告日本不可实行侵略主义而自取覆亡。后来，百里始终不忘告诫国人存有防备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之心。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东三省很快沦陷，历史证明了百里所说确非杞人之言。
    1932年日军又进犯中国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广大将士奋起抵抗。蒋百里深感中日之间大规模的战争不可避免，淞沪抗战期间，他殚精竭虑，在其上海私寓中与该军将领每晚聚首，密室深谈，谋划抗战方略。然而，不久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断送了将士们浴血奋战的成果，也使百里悉心谋划的抗战方略化为泡影。蒋百里对此痛心疾首，他一度以莳花养鸟自娱。但是，忧国之心使他心中的郁闷无法排解，他不愿以闲散自居，开始继续其关于国防理论的探讨研究。
    1934年，百里以私人身份赴日本考察，借以了解日本社会的侵华态势。其时“恰逢日本军阀提出所谓‘非党时期’的口号，借以鼓动国民情绪，为侵略中国作舆论准备。百里曾访问士官老同学真崎、荒木，当面揭破他们的痛疮疤：‘你们无论说得怎么漂亮，总不能掩饰侵略的野心。’真崎老实地说：‘你们东北地广人稀，富源委藏于地，而日本人口众多，不能不求一条出路！》”③日本皇族闲院宫正任职日本政府的参谋总长，他在宴请百里时对中日问题更有露骨的表示：“中日问题不是一拖能够了事的，中国求助英、美，那是远水难救近火。日本人应当老老实实地讲，中国人应当爽爽快快地回答。”④此次日本之行，使蒋百里深切感受到了日本朝野上下急欲大势侵华的勃勃野心。从日本归国后，百里针对迫在眉睫的中日战事，发表了《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一文，力促国人注意国防建设，以备战祸。他认为：“我于民族之兴衰，自世界有史以来以迄今日，发现一根本原则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⑤只有实行生活与战斗两个方面一致的国防制度，才能确立真正强大的足以战胜敌人的国防。他从国防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工业各部门的建设应当按照“民事与军事容成一片”的方向进行，要使“一个钱要发生二个以上的作用”。其拟定的一套国防计划，“包括炼油、炼钢、炼铁等，一切都以湖南为中心，他认为无论从地理及民族言，湖南是中国的心脏，一旦战争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一切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蒋百里还不遗余力地“研究战时交通的整套计划，包括公路、铁路和河川”，以上这些计划几乎涉及到了国防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然而，当时政治衰败，社会黑暗，百里仅一在野之身，诸多良策并未能得到国民政府的充分重视和采纳。他曾感叹道：“南方造几条柏油马路，修几座太子庙，这是建筑而非建设。我们已经面临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不是都市美化不美化的问题了。”⑥1935年夏，百里以军委会高等顾问的名义出使欧美各国考察总动员法。考察期间，他对欧美国各国的国防建设和战时总动员法方面的情况作了详尽的了解。次年底回国后，他即提出了发展国防应以建立空军为重点的建议。“世界的变迁真如电光流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海军为主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以空军为主力。”⑦鉴于日本大规模侵华已似箭在弦上之势，百里指出“中国建设国防，无论从政治、外交、经济、工业、军事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已万万赶不及了，此时唯一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发展空军，加速训练航空人才。”⑧
    蒋百里多方提醒国人要有备战御敌的思想准备。认为“预就胜，不预就不胜”。他还主张备战应该力求“无所不备”，他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国防动员的总体计划和实施纲要。1935年5月，日本侵略华北益亟，借口河北事件，提出了对华北的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压迫国民党军队及党部撤出河北省。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与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使华北危机达于极点。蒋百里北上视察情形后，给蒋介石上条陈，主张做好对日本作战的准备工作。他指出：“国际情势日益紧张，时机最长亦不过三、四年，我中国国力现尚有限，若欲事事周备，事不可能，今惟集中力量于致胜之一二要点，使二三年内能完成一固体，则自余枝叶，可随时补救。”⑨1937年初，蒋百里奉命视察全国各地的防务，他在与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讨论中日问题时：“一致认为中日战争不避免，而且短期不能解决。战局必将西移。”在杭州会晤老友钱均甫时，百里也预料中日战争“就在今年明年，至多不出一年。”⑩事态之发展果然不出蒋百里所料。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举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中华民族进入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的历史阶段。蒋百里心系危难的祖国，在外交、文化等战线上奔走呼号，宣传抗战，激励民心，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二
    蒋百里辞世于1938年11月，其时距全面抗战开始仅一年有余，这段时间在人的生命历程中是极其短暂的，然而，就在这有限的时间里，百里却为抗战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这段时间也是他生命中最为充实辉煌的时期。期间，蒋百里以其高远深邃之见识和犀利精刻的笔触撰写了一篇篇抗战檄文，其中不少在战时风行海内，“一文刊出，万口传诵”，成为战时的文坛健将。他所撰写的《日本--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抗战的基本观念》、《速决与持久》、《军国主义衰亡与中国》等文章对于国人正确认识中日战争势态的发展，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起到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他“文笔生动，感情丰富，论断明决，尤尽力建设国民之心理国防，影响军人青年心理甚大，功在文坛，不下战场”（11）。蒋百里抗战思想凝结在他一系列的论著之中，其思想的核心内容有二点，即持久抗战的思想和抗战必胜的信念，这实际上是他前期关于防日备战思想的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1937年9月18日，蒋百里第二次奉使出国，实行外交战略，以期争取外援。他在外交战线上孤军奋战，可谓履艰处困，时时不忘向各国宣达日本侵华之不义及中国人民坚持抵抗的决心。他告诉西方法西斯头面人物，“中日之战乃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一日不停止，抵抗一日不能停止”（12），“中国既已奋起抗战，除非侵略军退出中国，决不中途妥协”。（13）。蒋百里在德国柏林期间，撰写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此文后来于1938年8月间在汉口版《大公报》上连载，致使该报销量骤增。文章以其翔实的资料、严谨的分析、辛辣的手笔论证了日本人的悲剧性格及其在此次中日之战争的结局。他批评日本人的性格是南方热情的人种，又受了地理上的影响，造成了性急、短视和容易入于悲观的性格，缺少内省及临机应变的能力。“日本自以为是东方的英国，但它缺少了伦敦的雾。日本人要实行他的大陆政策，但他缺少了中国的黄河长江。”（14）百里在文中道出了日本人的矛盾与悲观心理。“一方高呼‘高难’，一方鼓励战争；一方对中国用兵，一方却主张东亚民族大团结；一方崇拜外国人，一方又嫉妒英美。天天以‘东方文化’自豪，实在是无一件事不模仿西方：学了拿破仑创造‘莱茵同盟’的故智造成了‘满洲国’，又学英国人的故智企图分裂中国。”他在文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环境诱惑他得了朝鲜不够，还想南满，得了南满不够，更想满蒙全部，更想中国北部，如今又扩大到全中国，要以有限的能力来满足无限的欲望。”（15）百里还从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诸方面分析了日本的弱点：“日本和中国作战致命伤，在于国家太小，人力有限，野心太大”，“视此土既肥，彼岛更美，南进北进”，“宛如蛇吞象，必自取其亡”（16）。他还用一个生动的比喻，以日本人所爱的樱花来形容当时的日本，“樱花当它最美的时候，正是立刻就要凋谢的象征”（17）；所以，“日本政治家可以说天天在火山上跳舞”。在文章的结尾，百里还告诫民众，中日之战，“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18）。此文在战时影响甚大，犹如一清醒剂、兴奋剂，注入了当时民众的心胸，国人因之“对此凶顽敌人有深刻之认识，实有助于我抗日心理之坚定而为以后胜利之基础。”（19）黄炎培先生后来在悼百里的挽联中写道，“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才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邵力子先生也曾概括蒋百里所著的另一文集《国防论》（《国防论》为百里先生自1913年至1937年初的有关国防的论著，包括讲演、意见书、序言等，全书10万字，1937年春出版，该书的扉页上，百里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笔者注）和《日本人》二书的精义，写了如下一付挽联：“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20）
    蒋百里在出使国外期间，非常牵挂国内的抗日战场。他在信中曾讲：“我的梦魂飞来飞去，遥望祖国的烽火，我的心情没有一天宁静过。”（21）百里于1938年夏奉召回国，在返国途中及回国后，又连续发表了多篇忧世感事之作，就抗日战争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在归国途中，蒋百里接受女儿蒋和的意见，就中国人时而悲观时而乐观的心理进行分析、构思，百里抵香港后便写成了《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一文。蒋百里认为，“一个民族遭了打击，能反躬自省，举出自己的弱点，本是极好的事，但二三十年士大夫阶级的种种悲观论调却另有两种卑劣的心理”，“一是自己抬轿”，“一是自己诿过”，“如果将这一种悲观论集合起来，那是华族早就十足的具备了亡国资格”；“反之，乐观论者也不可以将这抗战一年的事实看得太轻松，前方血，后方的汗，一点一滴的流出来……”（22）。蒋百里在文中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周开辟中原至秦汉统一中国，为完成同化力及抵抗力之自身文化时期；第二时期自张骞通西域至宋末文天祥辞世，为养成同化力之时期，抵抗力并不因此而丧失；第三时期自蒙古崛起至辛亥革命成功，是锻炼抵抗力之时期。他对中国历史上这三个时期的民族文化和精神作了考察，认为“我华族的抵抗力有三千年的培养，五百年的锻炼，根基深厚，无论世界上哪一族也比不过”（23）。蒋百里还引导人们辩证地看待这场抗日战争，他认为抗日战争有两种作用，首先是考试作用，它将验证在此危难关头，谁最卖力地站在抗战的最前列；其次是一种特别的排泄作用。譬如人类疾病中的“癌”，它是人自身体内变坏的细胞构成的，“一个民族同一个人一样，有坏细胞没法排泄，是最危险不过的”，如今“敌人却送我们一种妙药，替我们分别贤奸，将那种毒细胞尽量吸收去，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加一层的干净健康”（24）。此种精辟之论，深刻尖锐，对于战时那些心存异志、认贼作父的人，不啻为当头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