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新构境：历史哲学的逻辑秘密
    狄尔泰的历史哲学思考，显然受到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直接影响。特别是1900年之后，这种影响更使他的思想直接表现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历史解释学。在这里，精神科学其实就是一种以历史性的系统理解为核心的解释学。我们可以看到，他将施莱尔马赫在文本中的精耕细作延伸到对社会历史事实的分析和研讨中。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历史解释学面对的那个他声称不同于自然存在的人类社会存在究竟是什么？二是历史解释学和历史研究如何面对历史现象？
    先看第一个问题。在狄尔泰看来，个人是社会最基本的能动体，他们的活动建构出社会存在，但是人绝不是某种“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东西”。所有被独立抽象出来的人都是虚构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存在的历史关联与境之中。所以，我们都是历史性的存在。在这点上，狄尔泰与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相接近。特别是在《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构造》中，狄尔泰进一步指认了社会生活不是各种孤立的实体的聚合，而是种种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事件互动过程之流。重要的是，这种总是当下发生着的生活事件并不是无序的，而是有结构的，它由各种效用性的关联与境链接而成，这种效用性的关系系统构成发展着的总体。这个Wirkung（效用、作用）极为重要，它是后来青年海德格尔全部实践哲学的基础。这是一个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世界，作为一个互动系统而存在的整体，由各种互动组成的、作为种种价值观和意图的源泉之一存在的系统。(43) 正是这个一定时代中的总体系统结构，决定了社会存在的各个部分与整体的联系，也决定了各种历史事件的发展历程。狄尔泰的心灵总体说正是建立在这种现实社会生活总体论的基础之上的。狄尔泰认为，我们可以运用“社会”（Gesellschaft）这个概念来表示这种不断发展的总体（Ganze），或者叫社会生活体系（System des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s）。在他看来，这种社会互动构成的系统“贯穿于我的生命之中”。
    这个社会总体有两个向度：首先，每一代人都会遇到由历史形成的传统。也就是说，个人生命存在总要历史性地遭遇某种既成的普遍的关系系统，这种系统生成历史的意义，“控制着一切时间、一切地点，并且决定着人类生活”。(44) 狄尔泰说：
    任何一种行动都是由各种条件决定的；它们与正在进行活动的人所具有的活生生的总体性的关系，产生了他那些目标，产生了他的精力和手段，而且，如果行动不断地进行下去，这种关系还会产生他针对各种境况进行的调整。(45)
    这种观点十分接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其次，这种一定的关系总体的传统在新一代人的活动中被改变。人又以自觉的意向和行动对这种社会的影响作出反应。狄尔泰认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一个一般特征是创造性的构筑（Gestaltung），(46) 生活即是构形（Gestalten）。狄尔泰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青年海德格尔，后者在《那托普报告》中的交道建构环构世界的观念就是由此生发出来的。这个构形十分接近于我所说的构式（configurating）。(47) 这样，人以他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作为一种与其他成分不断互动的成分而存在”，这也使得每一代人的社会生活本身也表现为一个能动的意图性关联与境（Zweckzusammenhang）。狄尔泰认为，这个总体化的意图与境恰恰是由人类个体的生命活动构成的。我觉得，狄尔泰的这个所谓意图性关联与境，十分接近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他说：“人类历史的具有必然性的意图关联与境（“关联与境”原文译作“网络”）恰恰是借助于这种由具体个体、由他们的激情、由他们的虚荣自负和旨趣所组成的这种互动过程，而得到实现的。”另一方面，有限的个人与动态社会结构之间还发生着动态的互动。狄尔泰认为，由各种事件组成的流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流淌着，而组成这种社会的那些具体个体即在生命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之后又从社会中消失。(48) 他已经意识到，生命存在是某种“具有时间性的东西”，生命的特征“就是存在于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49) 人从出生到死亡，构成每个生命个体的生命历程。在后来的卡塞尔讲座中，狄尔泰已明确指认出“把死亡作为一种可能性”来面对，人总是“趋前跑向它”。(50) 而海德格尔将其更准确地描述为“有死者”。“个体虽然都是来来往往、生生死死的，但是，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既是社会-历史实在的这种无限结构的承载者，也是这种结构的共同发展者。”(51)
    第二个问题更复杂。在狄尔泰看来，一切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对于历史过程，“个人不仅从外部思考它，而且他们本身就交织其中”。(52) 马克思的话为，在历史过程之中，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里克曼形象地将其称为主位和客位的“双焦原理”，(53) 但他并不知道此观念出自马克思。这是一个历史学研究的大前提。我们的历史研究对象恰恰是我们自己生命活动的结果，这是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异质性。并且，从第一个问题的逻辑构境传递给我们的东西中，已经证明有限的个人不可能直接把握当下的社会生活的全部。并且，所有能够流传下去的“历史现象”都由一定的时代旨趣所选择性地生成。在狄尔泰看来，自从远古的部落英雄坐在篝火旁讲述自己的胜败故事以来，人们总是保存那些从模糊的生活事实中提升出来的重要东西。历史不是全面的生活记述，而是对生活总体“一个部分”的收集和整理，而作为叙事艺术存在的历史学对象的这个部分，恰恰是由人们当时的特定兴趣（interesses）提取的，这种兴趣建构起一个“特殊的视角”，人们只是在这个特殊的视角中保存自己关注的东西，这就是被记录下来的历史现象。也就是说，历史记载的对象总是被一定的历史性兴趣决定并生成的，它不是某种中性的客观描述或记载。在青年海德格尔那里，他更深刻地提炼出生命此在的交道与关照的“何所向”。在狄尔泰这里，这种历史性的兴趣之缘起则是历史性的实践：“任何一种具体的精神科学，都是通过运用把某种社会-历史实在的局部内容孤立出来的技术而形成的。”(54) 也就是说，精神科学的对象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择性存在”，历史现象则是对这种选择性实践存在的记载。
    作为重历（Nachleben）和重构（Nachbilden）历史现象的历史解释学和历史研究的本质则必然是一种理解性的重新构境。首先，历史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孤立的人与物，而是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社会历史关联与境。由人的活动当下建构关系场境即是意义，历史性理解的根本则是领悟每一个时代人们生活关系系统突现出来的意义。狄尔泰认为：“全部历史所具有的任务，就是把握各种互动系统。”(55) 其次，在狄尔泰这里，历史研究的核心不是假设客观地面对与人无关的事实，因为这种事实本身已经是经过历史性的兴趣建构出来的特殊情境，而我们面对这种“选择性的存在”的历史现象时，又总是通过研究者自己的内在体验（das innere Erlebnis）重新建构（Aufbau）已经过去的生活。“生活本身已经逝去，只有表现依旧存在。”(56) 这种体验性理解和重新表现都不可避免地会渗透着我们的知、情、意。
    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不可能是一种纯客观的镜像反映，它总已经是内含着研究者的知、情、意的再现式的解释。更直接一些说，历史学在表现各种事件所构成的历史过程时，总已经深嵌着“对这种事实的价值估量”。(57) 这样，理解对象总是在有选择的一定的兴趣指向中在场的，并且又是生命主体创造性表现生成的；理解本身则内含着新的知、情、意，同样也会背负着复杂的关联与境，这也就是解释学的两个向度中的双重视界。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解释语境中，狄尔泰对于历史研究有自己明确的理解。他说，人只有通过历史才能研究自己，历史会告诉我们人是什么。历史由有限的生命构成，但历史只不过根据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所具有的连续性来看待的生命而已。首先，作为有限的个人存在的历史学家，总是以“有限的主体”面对历史资料的无限，虽然他可以直接描述当下的生活，但每一个时间瞬间之后的过去都在不断离他而去，越来越多的过去进入到由记忆组成的阴影世界之中。他认为，即使是生活进程的最小瞬间部分，也都会有一个时间过程。一切的“现在”渺小得几乎为无，每个人体验到的瞬间--“现在”，总是包含着对刚刚过去的“现在”的记忆。在其他时间里，“过去”就像力量一样，仍然对现在有影响、有意义。狄尔泰这里的观点显然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狄尔泰对此有一段颇富诗意的描写：
    生命之流本身从来不会停顿下来供人观察，而是汹涌澎湃地流向大洋。这样的生命之流在流动之时，我们既不能把握它，也不能表现它。我们只能记录生命之流的部分内容，把这个流动的物体分解为固定的、零碎的部分。我们只能从这种事实中获得部分内容的各个侧面，而其错综复杂的属性仍然被我们不合适地称为综合性、多样性和多重性。(58)
    其次，过去的生命存在只是存留于非当下的阴影世界，历史留给我们只是“那些过去的事物所具有的遗迹”，这里面包括那些已经离开尘世的灵魂的表现（词语、声音和图像）。一个历史学家面对这些遗迹时，他在回忆它们的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不过是对这些仍然存在的遗迹的解释而已。狄尔泰指出：
    人们根据理解过程，根据集合成整体的各种过去的遗迹与经验的关系，把这些遗迹联结起来；离我们比较近的东西和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东西，变成了我们理解那些离我们比较远的、过去的东西的手段。(59)
    狄尔泰曾经说，我们只能通过生活来解释生活，意思是人们永远都是通过自己的生活来重构过去发生的东西（生活）。“理解也就是‘我’在‘你’之中的重新发现”！(60) 历史研究永远只能是每一代人新的重新构境。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狄尔泰才会说，历史世界的建构出现于精神科学之中，建构是一种观念关联与境（ideellen Zusammenhang），在这个与境之中，“历史世界由于一系列植根于体验和理解的思想运作而得到客观的认识”。(61)
    责任编审：李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