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对司马迁史学思想的批评，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历来学者对此议论不一。作者通过具体分析，指出：班固的评语抓住了当时史学思想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他的议论充分表明了班、马二人在追求"大一统"和"求安治富"的前提下，对某些大问题的意见分歧，丰富了传统的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今反思之，一方面可以分析和考察班、马史学思想的异同长短，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以史为鉴，朔往思来。
    司马迁和班固，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史学家。班固批评司马迁，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值今纪念班固逝世1900周年之际①，探讨一下这个老问题，也许还有新的意义。
    一、班氏的批评
    班彪、班固父子在反思史学史时，既称许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又尖锐地批评其史学思想。班彪认为司马迁"议论浅而不笃"，说："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并指出议论浅的症结就在于，没有做到"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②班固也批评司马迁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③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意见一致。
    名家批评名家，又是指的史学思想，自然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对此，历来学者议论不一，有表示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但我以为，班氏的话言之有物，又不尽然，需要具体分析。
    在此，我想请人们先注意两点：（一）班氏父子俩都是在表达自己著述义旨时，对司马迁提出批评的。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他认为自《史记》之后，补续工作大多"鄙俗"而不足踵继迁书，于是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而作《后传》。范书《班彪传》在写到班彪"作《后传》数十篇"后说"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又立即引了班彪《（史学）略论》对司马迁史学所作的评论，其中包括那一段批评的话；末了还说：《后传》"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④可见班彪批评司马迁，意在表明自己的著述旨趣，以正司马迁之谬。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批评司马迁时虽未立即表明个人著述旨趣，但在其《答宾戏》中，一方面批驳"处皇世而论战国"，一方面强调"用纳乎圣所，列炳于后人"⑤。这与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是大异其趣的。（二）班氏父子都是针对司马迁议论之是非，以批评其史学思想，从而表明彼此思想的分歧。
    因此，我们评论班氏对司马迁的批评，也应紧紧抓住马、班以及《史》《汉》的史学思想这个基本而重要的问题。
    二、批评之是非
    现在就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作点具体分析，以辨是非。
    1.关于"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问题。
    所谓"大道"，恐怕首先是指治道，是"无为"、有为问题。所谓"先"、"后"，是指第一、第二，是主次问题。司马谈《论六家要旨》⑥有"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思想，几乎众所公认；司马迁著《史记》，声明"继《春秋》而作"，其中推崇孔子、多有儒家思想，是基本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论六家要旨》有何特点？司马迁为何把它写入《史记·太史公自序》？它究竟与《史记》有何关系？我们的看法是：司马迁的家学，最主要是受其父司马谈的思想之哺育；而《论六家要旨》正是司马氏父子思想相承的可靠证明。其基本的思想是：
    首先，司马谈所论的六家要旨，既不是先秦以来儒、墨、名、法、道、阴阳等六家的全面思想，也不一定都是六家的主要思想；而是经过他主观选择、摒弃糟粕的六家在"治"道方面的精神，正因如此，他批评儒家的重点"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在先秦和秦汉之际的儒家身上很难找到，而只有汉武之世的儒林人物方才具有；他所阐述的道家要旨，既不是先秦老庄，也不完全是汉初黄老，而是以黄老为主体，又吸收各家之长，加以熔铸而成的司马谈思想。具有这样思想内容的道家，在当时唯有司马谈。
    其次，为了审定《要旨》的历史价值，必先推定它产生的年代。《要旨》产生的年代，既不在建元年间，也不在元朔五年，更不在文景之际，而是产生在武帝独尊儒术和大兴功利之后，约在元朔、元狩之际。理由是：它尖锐地批评儒家的内容，肯定不是文景时期的产物，很难落实到当时儒者身上；它言六家各有所长，"殊途同归"，皆"务为治"，这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针锋相对的，但它批儒"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并不像是针对董仲舒对策和汉武帝初年的行为；元塑、元狩年间，汉武帝"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付出了重大代价，民怨沸腾，统治者内部意见不一，批儒崇道的《要旨》很可能产生于此时；何况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当他有了十多年的社会阅历和政治实践，形成了《要旨》的思想是合乎情理的，当然又不可能在儒道斗争一时沉寂而他本人已是暮年的元鼎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