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问题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写的是社会经济史，是讲经济生活同历史发展和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大议论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
    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美好矣。……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礼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恥，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班固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主要是据此语。这个批语对不对？历来议论者颇多，意见分歧。我以为，首要的应弄清的问题是：司马迁是何原意？班固是何用心？
    通观《货殖列传》，司马迁主要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农虞工商的社会分工，是人类经济生活之所需，社会发展之必然，这是客观的"自然"趋势，谁也改变不了，若想使秦汉社会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退回到古老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性经济模式里去，那简直是"涂民耳目"，民众不会通过，现实行不通的。他这里提到"民"之耳目不可涂塞，是通过反思历史发展和观察现实社会人生得出的结论。他说：人们都求生，都有"欲"，所以都求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上层人物逐利，平民也在求利。"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社会各色人等都求利，"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的大官；"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名士；攻城斩将、"不避汤火之难"的军士；劫掠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的犯禁少年；粉妆美容，弹唱起舞，"目眺心招"，"不择老少"的少妇美女；"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逐猛兽的渔翁猎人；"博戏驰逐，斗鸡走狗"的争胜之徒；"焦神极能"的诸食技术之人；"舞文弄法，刻章伪书"的奸猾吏士；还有农工商贾畜长的生产经营者，都是想尽办法，使尽招数以争富求利，没有一个稀里糊涂将财利让给别人的。他认为，正是在这种竞争中，历史上产生了很多货殖人物。故特为其立传，不仅写了先秦以来著名的商工农牧者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乌氏倮、蜀卓氏、程郑、宛孔氏、鲁曹邴氏、齐刀间、洛阳师氏、宣曲任氏、边塞桥姚、关中无盐氏等人，还写到了当世务农的秦扬、掘冢的田叔、博戏的桓发、行贾的乐成、贩脂的雍伯、卖浆的张氏、洒削的郅氏、胃脯业的浊氏、马医张里各色人物。并指出，有些富有者往往可与封君侯者相比，"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故可称为"素封"。因此，他指出："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又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就是说，人是要奋斗的，要参与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人生在世，如果不能养家糊口，力争富有，而自甘贫贱，或"好语仁义"，那是可惭愧羞耻的。
    第二，人类求富，民众富有，是好事。民富，"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国富则强盛，不受强者欺侮；家富则明理，能尽为人之道。司马迁相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话，并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观察历史与社会，家国富有，也不是什么问题都没了，而是仍有矛盾；但家国很穷，矛盾真多，衣食住行成了大问题，还谈得上什么礼乐教化和仁义道德。所以，他劝导人们勤于生产，善于致富。他写出货殖人物的生财之道，是供人们参考学习，所说"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这话是实际而诚恳的，不是什么反话。有的学者以为司马迁因私怨而在《货殖列传》里说了不少反话，恐怕没有真正理解司马迁的通识，而把他的思想看偏、降低了。
    第三，既承认人们都在求富争利的史实，又认为家国应当富有，非常理解人生之道，但却反对奸利，反对官府与民争利。《货殖列传》里有三段话是值得提出来认真分析的：
    （一）在传写古今货殖人物之后，写道："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守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意思是，所写这些突出的货殖人物，都不是靠特权特殊待遇和弄法犯奸而富，不是以特权谋私利而富，而是研究市场，抓住时机，既经商又务农，从容治生，所以值得传写。换句话说，司马迁称道的是些正常谋生而致富的货殖人物，而不是那些享特权搞奸利之徒。
    （二）在写人们致富之道时，司马迁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所谓"本富"，是指经营农林畜牧而富；"末富"，是指从事工商而富；"奸富"，是指抢劫掠夺、盗窃、弄法犯奸等不正当行为而暴富，其中包括贪官污吏、豪强兼并之徒。他把这三种富分为上中下三等，推崇本富为"上"，是对务农致富者之称赞；指出末富为"次"，是对斗智争时以工商致富者之肯定；批评奸富最"下"，是对抗国害民的暴发户之否定。可见司马迁所谈生财之道，一方面记述生财之道的种种情况，反映了史实；另一方面借评论生财致富有不同等次，表白了自己的看法。足见司马迁在以农立国的封建社会里，还是脚踏实地崇"本"的；他看到了社会存在着商品经济的事实，虽不主抑"末"，但实际上对作为社会蠹虫的奸富最为憎恨，对其仗势作恶而囊括赃钱的下流行为进行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