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是论证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与中国最终“告别冷战”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谓的“告别冷战”就是指中国退出冷战，它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即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逐步摆脱在国际冷战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的桎梏；中国对外政策逐步转变为在冷战中保持中立；中国对外关系逐步发展并最终形成一种超然于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态势，其突出的表现是经过四十年的反复后，中国终于能够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正常关系。
    在中国学术界和政策分析领域的话语中，“冷战思维”这个概念通常是指美国或苏联有关冷战以及相关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一套概念和逻辑。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虽未使用“冷战”这一概念，但这并不意味冷战的大环境对中国对外政策没有影响，只是中国领导人的相关认识和论述带有“中国特色”。中国领导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基本形成了对国际冷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的认知，以及构成并表达这种认知的逻辑和一套概念体系，这对后来的中国外交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们大致包括：对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的认识--美国与苏联的对抗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先是美国、后是苏联相继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对冷战时期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构成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对中国在东西方对抗中的地位的认识--或者是“非杨即墨”，或者是“两个拳头打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一方结合，反对另一方，“两个拳头打人”的状况在1980年代以前只持续了四五年；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认识--美国或苏联总是“亡我之心不死”，中国国防必须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并在外交上争取建立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对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由于断定面临来自外部的颠覆、“和平演变”的威胁，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必须是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这里只是简单地概括而已，全面和系统地梳理并分析中国在国际冷战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还是有待进行的工作。①所有这些重要的观念与中国领导人应对冷战的各种政策之间的关联性，也是需要专门探讨的。
    1990年代初，冷战随着东欧国家发生巨变和苏联解体而突然结束。在这个堪称天翻地覆般的世界大变局中，中国克服了内政外交方面遇到的巨大困难，比较稳定地度过了那个时期，并从1993年再次迈开了迅速发展的步伐。中国外交能够比较稳定地过渡到后冷战时代，主要取决于中国决策层制定的内外政策，正是那些内外政策使中国能够处于一种相对超然的国际地位。甚至可以做这样的推论，即使冷战不像后来那样突然结束，中国也不再可能、更重要的是不会再有任何意愿，继续在美苏角逐中扮演活跃的角色。不论是从中国外交指导思想的本质，还是从中国对外关系的状态等哪个角度看，都是如此。这个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将近十年才得以基本完成。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而且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在冷战即将结束的前夜，中国与苏联在1989年5月18日签署《中苏联合公报》，实现了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以中苏关系正常化为标志，中国超然于冷战的外交态势基本形成。
    之所以说中苏关系正常化特别有象征意义，首先是因为中国卷入冷战与中苏关系直接相关。1950年2月14日，中国与苏联签署同盟条约。这一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并不仅仅是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蔓延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中国与冷战的关系角度看，中苏结盟同其他一系列事件结合在一起，使中国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冷战，并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便站到了东亚冷战的最前沿，作为苏联的盟友并长期与美国对抗。历史就是如此地富有戏剧性：中国是通过同苏联结盟而卷入冷战，在四十年后又通过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而彻底退出冷战。当冷战终于结束的时候，中国已经自外于这场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并为自己找到了能够在惊涛骇浪中站稳脚跟的基石。仅此一点，就足以引起对过去一些重要结论的再思考。
    其次，1980年代中国对苏联政策的转变，几乎是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同步进行的。中国对苏联政策的每一次重要调整，并非像很多论著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基于早已确定的方针而对苏联对华政策变化做出随机和简单的回应。中国领导人在每个阶段做出选择的背后，都蕴含着他们对中国对外政策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的反思。换句话说，中国对苏联政策变化主要是中国决策层一些重大认识变化的结果。至少从1982年夏季以后，是中国主导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当然，肯定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肯定中国的政策在每个阶段和每个方面都是合理的。这方面的分析需要更多的档案开放，并对中苏双方的政策进行比对。
    中苏关系正常化之于中国对外关系特别重要，毋庸赘述。不过对此虽多有论证，尚无在中国外交与冷战之关系视角下的分析。国内有关198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专门论著数量不多，主要成果几乎都反映在教科书中，其中涉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内容多为描述中国政策的发展过程，并将其作为成功的行动加以赞扬。这些成果都将中苏关系正常化置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全面调整的大背景之下，不过它们也都凸显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最初决定改善中苏关系差不多是“不失时机地”对苏联的行动做出回应，至少主要是这样。特别是它们均未分析如下一些问题：中国对苏联政策调整之所以时间较长的原因；中苏关系破裂的经验以及1970年代强调苏联威胁遗留的影响；在冷战背景下中苏关系与中美关系之间难以避免的互动；以及中国领导人对全球和地区安全形势的认知变化，等等。②这些问题正是本文试图论述的，需要说明的是，它们并非中苏关系正常化所涉及的全部问题。
    一
    1979年4月3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宣布，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将不再延长。同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向苏联建议举行双边谈判，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此后中国政府于7月同意首先在莫斯科举行副部长级谈判。与以往谈判的姿态相比，不以解决边界问题作为先决条件和同意首先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至少显示中国对苏联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而且基本可以肯定这是最高决策层的决定。不过从后来的发展看，对苏政策变化很可能仅仅是国内政策变化所带动的一个结果。有外交官回忆说，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以后，中国领导人就“明显感到，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有必要调整‘大三角’中的中苏关系”，以便造成更有利的国际环境。③这一回忆将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调整对苏联政策的时间提前到1979年初，对此需要经认真考察才能确定。
    如同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许多阶段一样，这一时期主导中国对外政策包括对苏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是国内政治的巨大变化。中共中央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以改革开放为方向的国家发展战略，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各个领域相继开始发生变化。简而言之，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
    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必须重视已经长期执行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其中包含的一些主要问题的重大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客观上至少也需要相辅相成，对外政策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对于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同样也是根本性的。根据中国领导人长期一贯的思维逻辑和论述框架，如果他们不能合理和有说服力地论证诸如“时代”、“形势”、“格局”、“力量对比”、“外交基本方针”等认知结构中的基本概念，并提出和有效地执行相应的政策，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也无法确定并得到广泛支持，至少也会比后来看到的要困难得多。
    中国对外政策演变的历史已经证明，那种主要是由国内政策重大变化而引起的对外政策转变，通常都是滞后的，而且并不会立刻反映在对外政策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对外政策在时间上是同十年“文革”的极左外交相连接的。如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要巩固和发展，就必须要在各个领域拨乱反正一样，在对外政策领域也必须清除此前极左外交的影响，才有可能逐步形成新的政策。实际情况表明，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是缓慢实现的，落后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剧烈变化，相关认知框架的变化更为缓慢，而对苏政策的转变可能是其中最为滞后的。
    中国极左外交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对传统的“时代”学说持一种教条、僵化甚至极端的态度；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基本估计和对中国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估计过高；否认或不重视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在政策上“四面出击”和四面树敌；等等。④当时在这种框架中勾画出来的世界基本图景，必然是极度紧张和充满战争危险的。特别是对国际紧张局势的认知同国内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紧张环境互相促进，互相强化，造就了1970年代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即保持高度的警惕和紧张的战争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世界战争或大规模的外敌入侵。
    正是上述战略及其赖以产生的思维方式，导致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领导人将相当大的精力用于建立和维护所谓“一大片”、“一条线”的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政策。迄今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对那个时期的这些政策进行更深入的审视和反思。从后来中国领导人认识世界政治的基本框架看，毛泽东谋求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很可能是建立在误判苏联威胁的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很可能也是导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改变对苏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前所述，1978年末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大决定，这对中国领导人改变对外政策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根据中国领导人战略思维的基本特点，其影响至少包括这样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第一是需要回答，是否会有相对比较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1975年初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会议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曾适当调整了对爆发世界大战的估计，认为“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意即有可能推迟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此一调整得到毛泽东的同意。邓小平当时据此说明，“五年以内打不起来”。⑤不过很难证明中国领导人在此问题上的共识达到何种程度，不少资料表明，他们仍然认为中国面临着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安全威胁。事实上，从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以及随后中国主要媒体发表的评论看，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相信存在着大规模战争的危险。⑥特别是这种看法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在1980年代初一度强化。
    随之而来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存在战争危险和严重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中国能否通过制定和执行恰当的战略和政策，塑造一个适应中国发展战略的安全环境和对外关系结构。中苏关系紧张和对苏联威胁的严重担心，是中国决策层在1970年代初断定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和大规模外敌入侵不可避免、甚至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的重要原因。那时中国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战备，就是为了应付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那个时代的人们差不多都对苏联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怀着深刻的警惕。有关著作对此多有着墨，本文不拟展开论述。
    观念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人们的认识经常落后于现实。1970年代初在中国形成并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对苏联威胁的估计，不可能迅速消退。直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的思路是，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通过执行适当的对外政策，为中国赢得一段发展经济的和平时期。结果是这个时期中国外交中出现了如下现象：一方面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却趋向严峻，认为苏联威胁至少是没有减轻，中国甚至面临苏联入侵的危险。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称：“苏美两家是新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中国“面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苏修亡我之心不死”。⑦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论述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试图在中国政局转换的时刻，从理论上肯定毛泽东后期对外政策的权威性。⑧“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从提出起，就同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有直接的关系。⑨
    由于仍然认为苏联威胁很严重很危险，中国领导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里，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毛泽东在1973年2月到1974年1月相继提出的所谓“一条线”、“一大片”战略，这也被称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⑩最具代表性的是，邓小平在1980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提出，80年代的三大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和加紧经济建设。其中的反对霸权主义就是反对苏联。（11）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威胁的担心达到何种程度，以及他们确实在认真准备应付这种威胁。显然，中共中央工作重心的战略性转移虽然带动了对苏政策变化，但远不能说这个变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重大的。中国领导人为了确保工作重心顺利地转移，甚至有可能宁愿用更多的外交和其他资源来防范所谓的苏联威胁，以取得稳定的国际环境。历史进程的戏剧性也许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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