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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指出一个一直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即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很可能同样导致了中国对苏政策转变的滞后。从历史上看，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便决定“一边倒”向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领导人当时宁愿选择苏联的发展模式。1949年夏季，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之所以能够为中苏同盟奠定基础，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共中央决心要“走俄国人的路”。很多研究都将注意力放在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谈上，实际上在四十多天的访问中，刘少奇只同斯大林会晤了六七次，其余很多时间是在参访苏联政府、企业等等。人们能看到的，是他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和贷款，而无法直接看到的，是他已经装在脑子里的苏联发展模式。但这是可以推断出来的，因为后来新中国就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开始国家重建的，其影响、包括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至深且久。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进程看，中国领导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与1949年正相反，实际上是从否定苏联模式而开始了改革的长征。这既是基于历史的经验，也是当时一些重要事件造成的。从目前能够获得的资料看，1978年夏季中国派出的大批出访团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五国访问团。该团于1978年5月2日至6月5日考察了西欧五个国家，随后撰写了详细的报告，呈报中共中央。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谷牧的汇报。此后，邓小平本人又专门听取了谷牧汇报，并做出指示。在7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中国领导人再次讨论了如何学习外国的成功经验。（12）会议讨论的详情现在还不清楚，对本文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会议确定了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决定了推行现代化的战略，此时中国领导人似乎很难从积极的方面对中苏关系予以重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重新肯定向西方学习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它的确导致中国领导人对处理中苏关系的关注程度不高，但另一方面也清除了改变对苏政策的一个巨大障碍，为改善中苏关系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逻辑。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向西方学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中国以往发展模式的重新思考甚至否定。由于毛泽东后期对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同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必然导致重新评价论战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伴随着对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中国报刊逐步开始公开讨论所谓“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并批评对待社会发展道路的教条主义的态度，认为“中国没有垄断真正的社会主义称号。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权实行自己的政策”；“不应用抽象的原则性的名称把这个或那个国家说成是‘社会主义’、‘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等等。（13）显然，当中国领导人以开放的姿态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时，他们已经为终止中苏意识形态论战提出了合理的逻辑，而且随着对“文革”的否定，他们也逐渐终止了对所谓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些基本的变化对改变对苏政策是极为重要的，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不可能再将意识形态争论作为中苏关系的内容，当然意识形态争论更不可能再成为改善中苏关系的障碍。这些变化此时只不过还没有延伸到对苏政策的思考之中。 可以说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从两个关键的方向上，决定了中国对苏政策转变的进程和时间表。总的看来，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显然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思考，但中国这时采取的外交行动很难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有间接的资料表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参与了决策过程。（14）甚至可以推断，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花足够的精力考虑相关的问题，与他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情况相比，尤其如此。中国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终止后，向苏联提出为重新规范两国关系签订新的协议。但1979年9月开始的谈判表明，两国间并不存在解决问题的基本气氛，谈判很快便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不了了之，尽管这些谈判在缓和中苏关系的气氛上起了一些作用。总而言之，直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前，中国对苏联的政策仍然受到毛泽东后期处理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影响。 当然，苏联这个时期的扩张行动和对华政策，同样是影响中国有关政策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和苏军入侵阿富汗，加剧了中国的不安全感，导致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威胁的判断明显趋向严峻。（15）随后中国展开了一些重大行动，包括参加对苏联的制裁，如不出席莫斯科奥运会；1981年夏季在华北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为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做出更为坚决和巨大的努力；最重大的行动是在中越边境发起自卫反击战；等等。 二 尽管中国领导人从1979年开始缓和中苏关系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过从这时起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内外形势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变化，对中国对苏政策产生了潜在的或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导致在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新的对外政策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决心迈开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诚如上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决定了中国有必要缔造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共中央工作重心转移的依据和成败，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对外部环境的判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更为直接的因素是，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增加的国防费用，已经对发展经济构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1968年军费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26.11％，在最高年份的1975年，军队数量达到610万。（16）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军队工作期间，就提出过裁军方案，到1976年底，解放军总人数已经比1975年减少了13.6％，（17）不过1979年的国防费用仍占财政支出的17.3％。（18）邓小平在1980年3月明确提出，中国“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在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19）实际上在“文革”后期，已经有过军队交回部分军费以帮助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的情况。（20）显然，不论是国家战略的转变，还是经济建设面临的实际困难，都促使中国领导人切实思考诸如“战争”、“威胁”等的真实程度。 目前尚无法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相关思考和讨论的主要档案文献，随后围绕所谓“时代”主题的讨论或争论的过程，还无法被清楚地描述出来。不过可以大致确定，中国决策层一直在或者说不得不关注和认真地思考“战争”与“时代”等被认为是把握国际政治的基本问题。 1977年8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小组讨论情况的汇报时说，他在1975年已经谈过未来五年内不可能有战争，现在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传达。不过他还是认为需要“提高警惕”。（21）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推断，他希望通过随后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就战争问题做出比较明确的判断。目前还无法了解后来军委扩大会议对战争问题的讨论和决议，从已经公布的邓小平在12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看，他一方面认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同时仍然强调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22）此前不久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有关决议表明，中国领导人这时并没有改变持续了十年之久的看法，即存在着发生苏联对中国大规模入侵的危险。 从一些间接的资料推断，中共十二大前后中国领导人才逐步达成这样的共识，即不论是世界大战还是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在未来较长时间里都是不可能发生的。（23）确切一些地说，1982年前后，中国领导人的有关认识基本回到1956年中共八大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战争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世界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争取实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可能的。（24）尽管这类结论这时尚未被直接联系到对“苏联威胁”的重新认识，其中的逻辑是清楚的，即所谓的“苏联威胁”至少也是被明显地夸大了。 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和威胁认知的变化，与中国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特别是同苏联关系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1970年代初促使中美从对抗走向和解的主要因素，是对付苏联扩张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共同利益，随后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将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1978年卡特政府终于下决心迈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中美双方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中国领导人显然高度重视中美建交谈判，尽管国内事务的议程已经极为紧张，邓小平仍然亲自过问每一轮谈判情况，并做出具体指示。由于中美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尖锐对立，谈判非常艰难。邓小平在谈判的关键阶段下决心，必须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步伐，他在1978年11月27日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说，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25）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三次会见美方代表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讨论双方争执不下的售台武器问题和中美建交草案等。由于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决断，中美双方最终签署了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从历史过程来看，如果没有对抗苏联扩张威胁的共识，中美在当时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迅速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至少也是很困难的。不过，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并未能消除中美双边关系中那些带有根本性的矛盾。中美建交后不久，1979年4月美国国会提出并由美国行政当局批准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表明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的能量相当大。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后即宣布，将采取所谓“双轨”对华政策，一方面表示继续发展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声称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包括出售高性能的FX系列战斗机。这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的波动。里根政府的行动使中国领导人断定，中美关系正面临严峻的考验，他们决定采取逐步升级的对抗措施，遏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26）中国政府相继取消了军事领导人的访美计划，并公开谴责里根政府干涉中国内政，邓小平亲自向美国提出警告。（27）这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好具体准备，不惜采取使中美关系降级的行动。除台湾问题外，中美在其他一些领域也是矛盾冲突层出不穷。 正是中美建交后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和态度，导致中国决策层在1980年代初下决心，与美国拉开距离。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阶段上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即不能过高估计中美反对苏联扩张的战略合作对中美关系的推动作用，否则难免付出过多的代价。 正当中美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矛盾急剧升级、双方在进行意志较量的最紧张时刻，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3月24日在塔什干发表了有关对华政策的讲话，明显透露出苏联对华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勃列日涅夫特别强调，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苏联从未威胁中国的安全，苏联从未对中国有任何领土要求。（28）在这一讲话之前，苏联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以表明其有意改善中苏关系。 根据钱其琛的回忆，邓小平立即注意到勃列日涅夫所释放的信息，并指示外交部在两天后做出积极的回应。钱其琛在回忆中介绍了邓小平上述决定的重要背景，认为中方立即做出积极反应，是因为中美关于售台武器的会谈“取得了新的进展”，“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29）从实际情况看，这时中美之间还没有就谈判解决售台武器问题取得进展，钱其琛的回忆可能在时间上有些大而化之了。当时邓小平要求立即做出回应，推测其动机或是为了做出试探，或是为了利用缓和中苏关系的姿态，向美国施加压力，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不过钱其琛的回忆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在当年盛夏决定采取重大步骤改善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他们相信，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是有利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30）如果回顾中国以往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应该承认这个认识非常重要。 毛泽东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决定与苏联结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应付与美国的对抗。1969年秋季毛泽东下决心缓和中美关系，是因为极为担心他认定的苏联威胁，他甚至有可能认为，紧张的中苏关系是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条件。邓小平在1978年末下决心完成与美国的建交谈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相信，为了对抗苏联的威胁，有必要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31）他于1979年1月访美期间，在公开场合反复谴责苏联的对外政策，并呼吁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联合战线。显然，中国领导人很长时间里都相信，在美苏冷战的世界政治格局中，中国的对外政策是“非杨即墨”，很难做到左右逢源，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领导人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一开始，就从根本上逐步改变其以往在冷战环境中形成的战略思维方式。 或许这个时期中国缓和中苏关系的过程并不那么跌宕起伏，实际内容也不像中美关系那么丰富多彩，但从中国对外政策转变的角度看，的确意义重大。到1982年盛夏，邓小平显然在用新的思维考虑如何同时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中美5月开始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举行谈判，到8月17日双方签署公报。美国在公报中再次声明，它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承诺，对台军售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准备逐步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做最后解决。（32）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并没有严格履行公报中的承诺，但其政策毕竟还是受到极大的限制。“八一七”公报的签署使中国领导人确信，“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33）因此在8月10日，即中美“八一七“公报签订前一周，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衔命前往莫斯科，向苏联方面口头转达了中国将认真谋求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立场和条件。（34）中国从此开始贯彻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政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