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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时期同时处理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实践，很可能对中共十二大确定新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实践证明，在冷战的两极尖锐对抗中，中国是可以左右逢源，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建立正常或缓和的关系的，而且这对中国很可能更为有利。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开始提出并逐步确立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将其正式写进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从而决定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调。（35）这项政策显然包含着中国领导人对以往三十年同时处理与美国和苏联关系的基本经验。 这里所谓的建国后三十年的基本经验，其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认识冷战和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处理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各自领导的两个阵营的关系等，包括与苏联结盟和对抗、与美国对抗和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与美国建交前后处理中美关系的主要经验。中国领导人显然不打算继续在冷战中扮演过去那样的积极角色，而是希望中国在两极格局中争取一个超然的能够自主行动的地位。 中共十二大后，中国几乎是立即开始了与苏联的正式磋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苏冷战在这个时期有加剧的趋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没有因中国改善中苏关系而受到影响。中国领导人这时的确有意“与美国拉开距离”。所谓“与美国拉开距离”，包含着对美国的不信任，在战略上防止被美国所利用，等等。但是，“八一七”公报签署后，中美关系到1980年代中期甚至有跃进式的发展，这表明，“与美国拉开距离”显然是有限制的，它主要是指在战略上使中国避免被美国利用，避免成为美国的“棋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不再重视和不想发展中美关系。更何况中美关系正常化虽然是建立在对抗苏联的战略合作基础上的，但两国建交后双边关系迅速超出了战略合作的范围，在广泛的领域获得全面的发展。这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在多大程度牵制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需要专门探讨的。 在这个阶段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当邓小平决定为改善中苏关系采取一个大的动作时，也提出了中国的条件：苏联必须采取实际行动，清除所谓的“三大障碍”，即苏联必须先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和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等。尽管在而后的谈判中，钱其琛曾利用私人交往的机会，向苏联方面强调了中方的诚意，但后来的发展表明，以清除“三大障碍”作为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成为中苏关系难以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36） 有资料表明，1970年代末中国决定终止中苏同盟条约时，邓小平就表示过，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不只是边界问题，主要是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以及苏联在中苏边界和中国邻国的军事部署构成了对中国“实实在在的威胁”。（37）不过还没有资料能证明，在与苏方谈判时，中国方面已经提出了与此相关的具体要求。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即以清除“三大障碍”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既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处理中苏关系时，已经抛弃了意识形态争论，也表明他们对苏联威胁的认知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仍然将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军事部署等，视为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当然涉及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考虑。另一方面，由于中美关系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中国领导人可能相信自己处在一个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上。何况外交部本来就认为，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讲话证明，苏联在阿富汗已经“力不从心”，对外政策“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38）姑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准确反映了苏联缓和中苏关系的动机，中国领导人从中得出的结论除了应该利用这一机会改善中苏关系以外，很可能也包含着有必要向苏联提出比较高的条件。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但中国调整对苏政策的确改善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即在处理对美关系中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和较多的筹码，尽管这未必是中国领导人的初衷。中国调整对苏联政策迫使美国不得不在处理对华关系上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这是198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又使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处于有利的地位。中共十二大的新对外政策带来如此明显的好处，中国领导人不会体会不到。 三 1985年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关键性的一年，其标志是当年秋中国领导人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做出重大的改变。从目前中国公布的历史文献中可大致得知，邓小平在1985年春开始重新考虑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1985年4月18日，邓小平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时，首次提出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苏联可以先做说服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条。（39）在六个月以后，即10月9日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邓小平请其给苏联新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带口信，进一步提出，在“三大障碍”中，苏联只要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与中国达成谅解，就可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40）中国领导人如此大幅度地调整对苏联的政策，其原因值得深究。 有论著认为，是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一事件为中苏关系正常化注入“新的生命”。（41）这一观点需要商榷。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的确可以看做苏联内外政策将发生根本转变的前兆。戈尔巴乔夫在当选苏共总书记的当天就表示，希望并相信中苏关系会改善。在3月莫斯科举行的契尔年科的葬礼上，戈尔巴乔夫向前往吊唁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表示，希望中苏关系能获得“重大改善”。（42） 与其前任相比，戈尔巴乔夫的上述谈话并无特别之处，只是表明了他将继续前任的对华政策而已。例如，在1983年春季的中苏第三轮政治谈判期间，国际舆论已经注意到，中国正关注着美苏关于欧洲削减中程导弹部署的谈判，并担心如果美苏达成协议，苏联有可能把从欧洲削减的中程导弹转移部署到乌拉尔山以东地区，从而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43）同年8月26日，安德罗波夫在接受《真理报》采访时明确表示，美苏一旦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苏联将削减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并加以销毁，而不会转移到其他地区。他明确说这样中国就没有理由担心了。（44）中国领导人基于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长期认为“大国妥协，牺牲中国”几乎是不会改变的规律。客观地说，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对于消除中国领导人的这种疑虑，是有积极作用的。当然实际情况如何，需要更多的历史文献来验证。这里只是要说明戈尔巴乔夫对华政策的延续性。 如果遵循时间的顺序，前述1985年4月邓小平与希思的谈话，可以看做对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回应。不过，邓小平在发表这番谈话的前一天，还在同到访的比利时首相弗里德·马尔滕斯谈到“霸权主义”对欧洲的威胁。（45）他在与希思的谈话中也明确表示，消除“三大障碍”可以有先后，但都要消除，因为那样做“就是要解除对我们的威胁”。（46）这些谈话表明，在推动中国领导人调整对苏政策方面，苏联政局变化和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和有限的。 导致中国领导人决心进一步改变对苏联政策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在中国的内部，主要是中国发展战略的新发展，特别是中国领导人这个时期对涉及对外政策重大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自1978年以来从未中断，积累到1985年夏季则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个主题的思想，（47）这是中国领导人在认识“时代”问题上的一次巨大变化，它彻底否定了中共在所谓“时代问题”上长期坚持的主要观点。与此相联系的是，继1983年军队精简机构之后，中国决策层大致从1984年春夏开始，酝酿实施规模达百万人之众的大裁军。（48）是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宣布裁军一百万的决定，并为此阐述了不可能爆发大战争的观点。（49）这一计划的确大大早于戈尔巴乔夫上台和苏联政局的变化。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百万裁军方案和精简后的军队改革和编制。这样内容和规模的会议，不大可能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3月才开始筹备的。这次会议做出了三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国防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考虑其轻重缓急；实行百万人大裁军；在对外政策方面，彻底放弃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并确定不再以“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为基础，设计中国的对外政策。 会议期间，邓小平明确概括了一段时间来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思考和结论，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这次会议的决定，对中国的对苏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小平在6月4日与有关领导人的谈话中说，经过几年仔细观察和思考，中国决策层已经完成了“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这句话可以被合理地延伸为，苏联的威胁也并不像以往被认为的那么严重。第二个转变是放弃反苏统一战线政策，不在所谓“苏、美、中‘大三角’”的思维框架中，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50）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意义重大，它可以被看做中国退出冷战的一个历史性事件。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已经放弃以反苏国际统一战线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基调，并希望在建立多元世界政治秩序的认知基础上，推进中苏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时，甚至明确承认，毛泽东后期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有缺陷”。（51） 另一个需要重视的因素是，在这个时期邓小平大致形成了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规划，即争取经过七十年的努力，在21世纪中期使中国的发展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说中国“希望有七十年的和平”。（52）这种对未来的思考很有可能是促使邓小平本人下决心根本改变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关键性动力。 所有上述可以说是根本性的认知变化，必然会影响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思考，后来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迄今还无法得到足够的历史文献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因此，那种认为是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一事件为中苏关系正常化注入“新的生命”的看法，至少是片面和简单的。 除了上述中国内部的变化，1984年初到5月初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实现了互访，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机会，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进一步明确的承诺，从而为中美关系进一步扩展创造了更宽松的政治环境。（53）5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双方的军事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根据前述钱其琛回忆的逻辑，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会使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正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可以更加主动和自信地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当然，他们很有可能更加感到从容不迫。 如前所述，在10月9日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谈时，邓小平请他转告戈尔巴乔夫，在“三大障碍”中，苏联只要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与中国达成谅解，“而且能够办到”，就可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一让步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中国领导人的确已经不再视苏联为威胁。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坚持苏联应与中国达成谅解，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点是值得深入分析的。 邓小平10月9日的口信肯定不是简单的谈判策略，更不会是一时兴起，至少他本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包含着战略思考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已经将关注的焦点从解除苏联威胁，转向集中力量遏制越南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张。他们有意通过改善中苏关系，为根除印支地区紧张局势，维护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创造有利的条件。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主要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地区战略利益。可以设想，如果在改善中苏关系的同时，利用苏联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印支地区冲突，中国的周边环境将获得全面性的改善。后来中苏政治谈判之所以持续到1989年春夏之交，中苏难以在越南撤出柬埔寨问题上达成谅解是主要原因。 根据《邓小平年谱》的相关记载，齐奥塞斯库于10月22日在保加利亚开会期间，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戈尔巴乔夫表示会认真考虑。（54）但从这个时期中苏交往的情况看，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很可能没有立即反馈到中国，另一种可能是戈尔巴乔夫的表态被认为是不清楚的。11月4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邓小平的谈话，其中包括分先后解决“三大障碍”的内容。（55）很可能是因为中国方面这种公开和直截了当的反应，两天后中方即接到苏方通知说，收到邓小平的口信了，（56）随后不久苏方又提出，立即在远东某地举行中苏峰会。苏方对邓小平口信的反应和实际上继续坚持不解决“三大障碍”的立场等均表明，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准备好为中苏关系正常化采取实质性的步骤。根据钱其琛的回忆，中苏政治谈判直到1986年春，也未能在“三大障碍”上取得实质性进展。（57） 有间接的证据表明，导致戈尔巴乔夫无法为改善中苏关系做出重大决定的原因，主要是他在苏联国内面临巨大的困难。1985年12月间，李鹏访问欧洲途经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期间，戈尔巴乔夫临时决定会见李鹏。根据中方参加会见的人士回忆，戈尔巴乔夫在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谈中，主要谈了改善中苏关系与苏联国内改革两个问题，而且他花了很长时间谈的是苏联改革面临的国内阻力。（58）可以做这样的推断，戈尔巴乔夫试图利用这次会谈向中方清楚地表明，他对改善中苏关系是真心诚意的，但此时在苏联国内还不具备采取实质性行动的必要条件，他的主要精力也无法集中到中苏关系上。直到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才巩固了其政治地位，他试图推行的改革也获得了必要的支持。在这个背景下，戈尔巴乔夫于7月28日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在中苏和中蒙边境撤军、阿富汗撤军等方面，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并愿意同中国认真谈判，以解决中苏边界遗留问题。（5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