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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国”政治大典与新政治传统的国家祀孔典礼，对于维护和巩固其统治而言是成功之术，但对于实现救亡、启蒙的时代主题与民族重任而言却不是高明之道。 在救亡、启蒙的时代主题下，“党国”的国家祀孔典礼无异于蒋介石等人借题发挥并大售其私的政治文章。祀孔典礼上的政治演讲虽也呼吁发扬孔子“攘夷复仇”的精神以抗击日寇侵略，但这种呼声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政策面前不过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虚饰而已。从社会舆论的批判来看，它在全民族抗战上的社会文化动员作用着实有限，但它却以“民族主义”的幌子巧妙地掩盖了蒋介石借助“外患”以自塑权威并标榜国民党统治正当性的政治意图。国家祀孔典礼一直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庙堂剧场姿态，极力宣扬“固有道德”，意在用“固有道德”代替民主精神，造成一个以符号化的孔子与孙中山为偶像的迷信世界，供民众顶礼膜拜，以消减其革命意识与政治判断力。这可以说是一种穿着文化传统外衣的愚民行为。事实上，“党国”治下的“民”已经不再是“经学时代”被统治的臣民，而是要从“失语”状态走向“言说”状态，从尊卑秩序走向平等人权，在革命洪流中开始尝试把握自身命运的公民。因此，相对于时代亟需且政府应有的救亡、启蒙责任而言，国家祀孔典礼缺少了“天下为公”的正义精神，却昭示着“天下为党”的自利思想。这也表明，国家祀孔典礼及其承载的“党治”与“礼治”融通的“治道”丢失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精神，离弃了以工农民众为主体的社会基础，无异于空中楼阁。其在工农革命的洪流中土崩瓦解，也就不待蓍龟了。 抗战时期的“党国”祀孔典礼，有天下为党之术，而无天下为公之道。说到底，这是因为国民党实权派没有跳出帝国政治改朝换代的思维方式，尤其是以实力与权谋统合群阀的蒋介石还保留着“成王败寇”、“圣王天下”的皇权心态。他们对传统的“礼治”之道眷恋太深，以致于丧失了整合与统率在野政治力量的勇气、信心与方略。“党国”的祀孔典礼和抗战时期伪满洲国的“祀孔参政”、华北伪政权“王道政治”的祀孔典礼以及汪伪政权以孙中山为陪祀者的祀孔典礼相比，都不乏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的精明谋略，但也都缺少民族主义的正当立场和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正义理念。这正是“党国”仪式政治“无道”的本质所在。有道无术，尚可求术；有术无道，道止于术。原本“道不远人”[44]，奈何人自远道。“党国”仪式政治的的历史悲剧大致根源于此。 历史悲剧并非其无可逃脱的历史宿命。在民国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实权派掌握了引导传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机缘，但因缺少通观大局、完善自我的历史智慧，从而估量不到儒化三民主义、孔子化孙中山路线下的祀孔典礼所隐含的理论风险与政治变数，更判断不清也操控不了世界新格局中的民国政治大盘，甚至在抗战胜利之后仍然坚持其借助国家祀孔典礼推行“党治”与“礼治”融合的等级政治模式，背离“革命之大道”越来越远，以至于很快走到了政息人亡的绝境。如果他们能够正视国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其他社会有识之士直接或间接针对国家祀孔典礼而阐发的质疑与批判，在政治理念上真正秉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那么国家祀孔典礼将是民族主义与民主精神升腾的舞台，而“党国”有术无道的政治仪式就未必上演得如此苍凉与悲怆，其历史命运也未必就如宋庆龄在1931年所作的预言，国民党“不能救国利民，自取覆亡，何所愿惜”[45]？ 注释： [1] 李大钊：《武装祭孔》，《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页。 [2] 学界探讨抗战时期国家祀孔典礼的论著为数甚少，仅见宋淑玉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尊孔读经的历史考察》（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9年）从“尊孔”的角度简略论及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废止祀孔与恢复祀孔的政治文化动因；拙文《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祀孔典礼的嬗变历程，初步考察了其文化策略、政治功效与历史影响。 [3] 韩达编：《评孔纪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页。 [4] 邵元冲：《孔子之人格与时代精神》，《大公报》1934年8月27日，第四版。 [5] 《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 经中常会修正通过 国府令各机关遵照》，《中央日报》1934年7月26日第二版。另见1934年6月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转请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祀孔办法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30－531页。 [6]《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孔子纪念歌〉明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31页。 [7]《孔子诞辰纪念会 唱纪念歌节目暂缺国府令各机关知照》，《中央日报》1934年8月23日，第二版。 [8]《中央通告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典礼》，《中央日报》1934年8月26日，第二版。按：1934年8月28日《大公报》之《文庙昨晨祀孔》云：“开会秩序：一、全体肃立；二、奏乐；三、唱党歌；四、向党国旗、总理遗像及孔子遗像行三鞠躬礼；五、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六、主席报告纪念孔子之意义；七、演讲；八、奏乐；九、摄影；十、礼成。” [9]《中央国府昨晨合并举行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典礼》，《中央日报》1934年8月28日，第二版。 [10] 《汪之演词》，《大公报》1934年8月28日，第3版。 [1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46页。 [12]《荀子·不苟》。 [1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第536页。按：“患不不均”疑为“患在不均”之误。 [14] 按：孔德懋老人记载了当时的具体礼仪，内容如下：一、典礼开始；二、全体肃立；三、主祭者就位；四、陪祭者就位；五、与祭者就位；六、上香；七、献花；八、献爵；九、读祝文；十、全体向先师孔子行三鞠躬礼；十一、礼成。参见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版，第39页。 [15] 按：柯兰说，南京政府时期曲阜祀孔最隆重的一次在1938年。实际应是1934年。参见柯兰：《千年孔府的最后一代》，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16] 《中庸》第二十七章。 [17] 《论语·述而》。 [18] 《今日祭孔》，《大公报》1938年8月27日，第三版。 [19] 国立礼乐馆：《北泉议礼录》，重庆北碚私立北泉图书馆民国三十三年印行，第1页。 [20] 国立礼乐馆：《北泉议礼录》，第6－7页。按：原文“六、主祭者及陪祭者均复位，奏迎神之曲”之“迎”字当为“送”字之误。传统国家祀孔典礼“初献”仪节之前有“迎神”之曲，“终献”仪节之后有“送神”之曲。 [21]《蒋委长通令各军严禁军队驻扎孔庙》，《中央日报》1935年3月15日，第二版。 [22] 《今日双重纪念》，《大公报》1939年8月27日，第三版。 [23] 按：1919年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在北京衍圣公官邸病逝。1920年，孔令贻的遗腹子孔德成诞生，并于诞生后百日承袭衍圣公世爵。1928年，孔德成曾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取消衍圣公世爵封号，要求保留祀田。 [24] 特任官待遇为月俸800元，办公费400元，优隆丰裕之至。按：南京国民政府在封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的同时，还封颜子后裔颜世镛为“复圣奉祀官”、曾子后裔曾繁山为“宗圣奉祀官”、孟子后裔孟庆棠为“亚圣奉祀官”，孔氏为特任官，颜、曾、孟三氏为简任官。参见刘厚琴著：《家族春秋》（孔德懋主编《孔子家族全书》之一），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页。 [25]《京党政机关今晨举行先师孔子诞辰纪念》，《中央日报》1934年8月27日，第7版。 [26]《孔子诞辰纪念 津浦党部告员工书》，《中央日报》1934年8月27日，第7版。 [27]《考试院昨举行纪念孔子演讲会》，《中央日报》1934年8月28日，第3版。 [28] 邵元冲：《孔子之人格与时代精神》，《大公报》1934年8月27日，第四版。 [29] 《孔子诞辰纪念》，《大公报》1934年8月27日，第二版。 [30] 《短评·祀孔专刊》，《大公报》1934年8月28日，第四版。 [31] 韩达编：《评孔纪年》，第228－229页。 [32] 傅孟真：《论学校读经》，《大公报》1935年4月7日，第二版。 [33]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 [34] 唐弢：《关于祀孔》，姜振昌、王连仲编：《戴着枷锁跳舞--三十年代〈鲁迅风〉杂文选》，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164页。 [35] 静芬：《鲁迅葬礼纪事》，周天度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9页。 [36] 《悲壮盛大的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周天度编：《救国会》，第179页。 [37] （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十二。 [38] 宋庆龄：《宋庆龄之宣言》，《申报》1931年12月20日，第十七版。 [39] 《左传·成公十三年》。 [40] [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41] 林桂圃：《党义课程应包括总裁言论》，《中央周刊》第2卷第15期，1939年10月31日。 [42] 陈辞修先生讲述，谢然之、刘真 笔记：《总裁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初稿）--总裁言行体录》（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在新运妇干班暨中央训练团讲），出版者与出版时间不详，第193页。按：原文“使总裁的伟大精神如阳光太辉”的“阳光太辉”为排版错误，应为“太阳光辉”。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上海正中书局印行的沪第七版《总裁革命之理论与实践》第123页的相应语句将“阳光太辉”修正为“太阳光辉”。 [43] 《国府纪念周林主席报告忠孝为立国之本》，《中央日报》1936年2月4日，第二版。 [44] 《中庸》第十三章。 [45] 宋庆龄：《宋庆龄之宣言》，《申报》1931年12月20日，第十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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