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从进行到结束乃至于今，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追问，中共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原因当然非常复杂，甚至有偶然因素①，但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同的，这就是，农民的支持与参加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证。没有这一条件，一切都不会发生，一切也无从谈起。1944年，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曾感慨：“今天共产主义者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武力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人追随他们。”②1970年代以后，法国学者毕仰高认为：“农民的参与是中共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③美国学者塞尔登也指出：“如果说城市各阶级的立场往往决定着其他地方革命的结果；那么，农民的支持，或者更确切地说，农民和城乡知识分子的联盟则在中国革命中具有决定性意义。”④
    时至今日，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农民是否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而是为什么？⑤不过，曾有一些人对此的确表示难以理解。著名哲学家、乡村建设实践家梁漱溟说：中国农民散漫非常，只有个人，不成阶级。将如何期望他们革命？将如何依以为基础呢？在革命家想象他是“绝对革命”，其实他是与革命无缘的！一切劳苦群众但有工可作，有地可耕，不拘如何劳苦，均不存破坏现状之想，除非他们失业流落，或荒唐嗜赌，或少数例外者。然即至于此，仍未见得“绝对革命”。⑥即便是中国共产党，因受苏俄革命经验的影响，一直到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苏区之前，大部分中共领袖认为农民不是“革命”的真材实料，搞“革命”必须依赖城市的无产阶级。他们无法想象单凭农民运动就可以达到共产革命的目标。⑦国外有的学者也有同样的怀疑，在他们看来，按照革命的一般逻辑，农民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体，“因为无论从藐视农民而瞩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还是就人们关于中国农民心胸狭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严重、自私自利、蒙昧迷信的一般观念而言”，农民害怕革命、不敢革命，或者说“不是造成革命的材料”。⑧然而，事实上，中国农民恰恰参加了革命运动，于是他们感到特别惊奇：“中国革命的结果都太出人意料了。”⑨也正因为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才极大激发了学者们探究中共革命史的兴趣。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本文之主旨，一是梳理以往成果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尤其是理清各方论争的焦点所在，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问题意识和对话的起点；二是期望能为当今中共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和谐建设提供一些参考。
    一、土地集中、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
    土地分配不均、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是中国大陆学界最为传统的解释，也是传统革命史观的基本体现。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中共革命领导人就对此作过阐述。著名学者陈翰笙，是持此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曾主持大量的农村社会调查，目的是论证农村经济的全面崩溃、根本原因和中国所应走的道路。换句话说，即证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以及土地革命的必然性，为中共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提供事实依据。即便到抗日战争时期，他仍然指出：中共抗日根据地存在的基础是土地分配不均和农民贫困。华北许多游击区域，它的力量不是建筑在革命的农民身上吗？华北的自耕农，和华中华南的佃农，是一样的贫穷，一样的受压迫。所以，他们的革命情绪是没有两样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佃农和自耕农的经济地位没有多大分别。北方自耕农和南方的佃户，在经济上既是同处低落的地位，他们对于革命的要求是没有分别的。现在中国农民不论南北，多武装地加入了民族革命战争，就表现了全国农民迫切地要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痛苦。⑩总之，土地集中、农民贫困与农民革命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
    中共革命领导人刘少奇，从土地改革的角度作出类似的解释。1947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全国土地会议上报告指出：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只有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才能战胜蒋介石。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蒋介石管区有三万万多人口，比我们多，但蒋介石那里农民没有翻身，在反对他，在他的脚下安了“磙子”。我们这里农民翻了身，我们脚跟站得更稳了。这样，就将使我们与蒋介石的力量对比上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有一万万五千万人，群众自动参战，人力、财力、物力是无穷的。中央苏区过去只有二百多万人口，几个县的土地改革搞彻底了，支持了多年战争，抵住了蒋介石，直到现在还在那里搞。土地改革搞彻底，群众发动好，力量是无穷的。（11）
    新中国成立迄今，最具统治力的意见，依然是土地分配不均和土地改革是农民支持中共革命的基本原因。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集中反映了这一观点。书中指出：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关系到自身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祖祖辈辈以来的梦想。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坚持，谈不上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而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广大农民的全力支持，武装斗争也会归于失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使他们迅速地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自然是有弱点的，目光比较狭窄，行动比较散漫，因而有一个需要教育和改造的问题，但他们中间蕴藏着反帝反封建的巨大积极性是许多其他社会力量难以比拟的。大革命失败后，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革命，城市小资产阶级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中国革命仍然能坚持下来并不可遏制地得到发展，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开展敌后抗战，发动和组织农民抗战，同时为了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同时也适当地保证佃权。经过减租减息，农民不仅得到了经济实惠，而且增强了自己的政治优势，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积极性。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的运动，以便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经过土改运动，到1948年秋，在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以后，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地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与加强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争取胜利的取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源泉。（12）
    由上可见，中共革命的传统解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民在土地分配不均和家庭贫困的压迫下，具有天然的革命性，此即所谓社会经济结构决定论；另一方面，中共针对农民的这一状况实行相应的社会经济改革，直接促动了农民支持和参加革命。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家庭贫困、土地改革与农民革命之间，一定存在着天然逻辑关系吗？
    美国学者较早提出不同解释。他们认为，土地分配不均和土地改革不是农民支持中共革命的唯一或主要原因。如中共革命史学者霍夫海因茨指出，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佃户比例、各种租佃矛盾等结构性条件，与中共成败之间没有重要的关系，或只有非常无关紧要的关系。在有成就的农民组织和高地租率之间，关系不大。譬如，在佃租最高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农民运动最为困难，因为那里的士绅统治特别牢固，有钱人得到稳妥的保护。（13）
    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也是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他主治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和法律社会史，在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涉及农民群众与中共革命的关系问题。通过南北两个地区的比较，他发现长江三角洲的阶级分化要比华北地区大，租佃率也高得多，按照革命的理论预言，共产党组织在长江三角洲应比在华北更受欢迎。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共产主义运动在长江三角洲远不如在华北平原成功。究其原因，与该地区社会分化主要存在于村民与城市地主之间，而不是村民与村民之间有关。尽管其商品化程度较高，但村社内部比华北还要均匀，所以对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不易接受。（14）
    如果说黄宗智只是提出了这一现象和基本看法，他的博士刘昶则对此进行了专门探讨，学术见解可谓一脉相承。刘昶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成功地建立了江西根据地，以及湖南、湖北、四川、安徽等根据地，但在江南地区从未成功地建立根据地。问题是，江南地区有全国最发达的租佃关系，70％以上的农民为佃农；又有全国最高的城居地主率。自清中叶以来，城居地主和佃农之间围绕收租问题而展开的阶级斗争超越了村庄社区的界限，支配了地方政治。这种经典意义的阶级斗争，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阶级结构似乎将有利于中共所倡导的农民革命，但事实并非如此。从1927—1930年，中共在这一地区组织了多次不成功的农民暴动，他们很快发现要在江南农民中发动抗租斗争非常容易，但要推动农民超越这一斗争，投入到以推翻现存秩序为目标的革命中却十分困难。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面临着一个十分严峻的困难，那就是他们无法从江南农村获得持续稳定的人力和物资的支持。一方面，他们无法招募到农民来组织自己的武装，因为江南地区高度商业化的经济使农民有更多的谋生机会，当兵吃饷对他们并没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共产党人无法在乡村征到粮饷，因为大多数农民是佃农，他们对国家没有纳税的义务。地主和剩余的粮食都集中在城镇，城镇是政府控制的中心，共产党对此力所未及，他们在组织发动起义的初期通常无法夺取城镇的物资来供应自己。可以理解，没有稳定可靠的人力和物资支持是造成共产党这一时期在江南反复受挫、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抗日战争时期，情况亦是如此。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也想在江南地区努力迅速抓住这个机会，它所领导的新四军在南京沦陷后的4个月就进入江南并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茅山根据地。此后，在江南的不同地区建立和扩张了他们的游击根据地，并归并为苏南根据地。但抗日战争并未改变江南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也没有改变江南农民对当兵的看法。共产党人仍然很难招募到当地农民来参军，因此无法扩大他们的力量。基于此，加之其他政治、军事的因素，中共决定把华中主要的抗日根据地放在苏北而不是江南。从地理和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苏北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与江南相比，苏北在战略上更为安全，因为它远离日寇占领的主要城市，共产党还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更为有利的生存环境。虽然苏北比苏南要贫穷得多，但由于在当地贫苦农民中很容易征募到兵员，所以在建设根据地和扩张力量时并未遇到严重困难。（15）
    周锡瑞也发现，土地分配与革命运动没有必然联系。周氏曾以研究义和团运动、辛亥时期的两湖革命而知名，后来也研究过陕甘宁边区，从而构成其革命史研究的系列成果。通过对陕甘宁边区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他认为，地主的剥削并没有直接导致革命。不仅如此，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地主拥有土地的面积还成反比。如无定河一带，地主占有土地最多，米脂、绥德尤其显著，但抗战以前，革命运动在这一带的发展却微乎其微。即使是1940年以后，王震的部队赶走了米脂和绥德的国民党势力，共产党在地主势力占统治地位的村庄仍没什么影响。虽然那里的党员大部分是抗战期间入党的，但身份是秘密的，直到1947年以后才公开，但还不是所有的人都敢露面。（16）
    美国学者胡素珊甚至认为，中共进行土改之后，农民更不愿意参加革命了。一些干部抱怨，土改以后征兵甚至比土改之前还难，农民只想留在家里享受斗争成果，特别是因为这一成果中还包括了一块土地。（17）
    继美国学者之后，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外交流的日益扩大，一些大陆学者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共革命史，进而颠覆了传统解释。其中，以王奇生、黄道炫的研究较为引人瞩目。
    王奇生以大革命结束后的广东地区为例，认为地主的压迫剥削与农民参加革命并不构成必然关联。参加革命踊跃的乡村往往是一些偏僻的小乡村，这些乡村自耕农居多，一般没有或少有豪强地主，中共组织力量容易渗透进去；而一些地主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大乡村，中共势力不易打入，农民多受族长、耆老等豪绅地主的控制，革命运动不易开展。（18）
    黄道炫以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为例，也提出土地分配与农民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他说，当人们习惯地将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加以夸大的时候，实际上就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土地革命的可能和土地集中程度是成正比的。但东南地区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像许多论著认为的那样严重，最具影响的中央苏区所在地闽、赣两省更属于土地分散区域，而且根据江西的调查，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各村庄土地占有也与土地革命呈现负相关状态，即苏区村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有关研究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其实，中国农村中大地主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和普通农民拉开较大，其对佃农的压榨程度往往相对较轻，恰恰是中小地主在与佃农及普通农民的密切接触中，易产生利益冲突。所以，把土地集中看作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似乎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不仅如此，黄道炫还强调，贫困与农民支持中共革命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性。他说，从贯穿中国长历史的角度看，贫穷确实是农民屡屡寻求变局的一个基础性原因，20世纪初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外国资本入侵、政治力量榨取形成的农村贫困的趋势，尤其使农民革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贫穷是革命的温床，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何况作为土地革命集中地区，东南乃至赣南闽西和中国西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比，生存环境也不能算是很恶劣的。因此，虽然东南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紧张、农民日益窘困等种种导致土地革命的因素，但和中国其他地区比，这里并不具有特殊性，上述因素尚不足以说明何以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苏维埃革命的巨大声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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