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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与革命 由于把反帝反封建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范比蒋更为关注起义和革命。后者在讨论鸦片战争时，极少提到民众对外国入侵者的抵抗。蒋把广州的民众描述为愚昧和麻木不仁的看客，他们甚至在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时，帮助掠夺成性的侵略者把银锭从省的金库往英国人的船上搬。（蒋廷黻，1939：33）对比鲜明的是，范在谈鸦片战争那一章之后增加了单独的一章，题为：“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高度赞扬中国人民反对英国军队的英勇斗争。他把1841年发生在广州郊区的“平英团”运动描述为近代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开端。在他看来，处于统治地位的满族与一般民众的冲突，一点都不比中外力量之间的冲突次要。因此，这一章的后半部分的标题是“反满武装斗争”。根据他的统计，在鸦片战争之后短短的9年间，发生了110场暴动和起义，其高潮就是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范文澜，1949：81） 这两位历史学家在太平天国起义上的分歧同样引人注目。蒋认为它与帝国过去的其他起义没有两样，都是中国朝代之“循环套”（或费正清后来说的“朝代循环”）所带来的结果。他否定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1814-1864）真的想通过社会革命促进男女之间的平等或者平等地分配土地，因为他自己以及高层官员和军队指挥官都有很多妃子，并且洪秀全也从来没有将其均分地产的制度付诸实施。蒋由此断定，太平天国起义，作为一个“旧式的民间运动”，不能够完成“救国救民族”的使命，这是近代中国所有进步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压倒性的任务。（蒋廷黻1934：49-52） 与蒋对洪秀全的否定不同，范高度评价洪秀全关于社会关系、财富分配、种族关系以及性别等方面的不平等的富有创造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在洪关于宗教和意识形态灌输的论著中。在范看来，洪所崇拜的上帝，是“平等、自由和博爱的上帝”，或者说是“革命的上帝”。（范文澜1949：119）洪的宗教教导“其中包含着的民主内容”，既反映了他自己“主观上有共产主义的空想”，“客观上”也“正是资本主义要求发展的反映”。（范文澜1949：118-119）因此，范称赞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它完全不同于过去无数的“旧式农民起义”。（p.159） 不像太平天国起义被他界定为“反对满族封建压迫”的革命，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在范文澜看来，代表着“中国人民自发地反帝斗争”。在此，我们再次发现范和蒋之间的尖锐分歧。后者把义和团起义描述为“反西化和反现代化”，是“注定要失败的”。（蒋廷黻，1939：108-9）蒋强烈谴责支持义和团的清政府保守派。蒋写道，像其前辈一样，慈禧和她在朝廷的支持者只考虑到“民心”和“民气”可用于对付外国入侵；“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p.104）然而，义和团“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p.104）。他们对于外国传教士、本地皈依者的憎恶及其对迷信的无知狂热，只不过使他们成为被保守派所操控的受害者。 范文澜承认，义和团起义的确是“落后的宗教迷信”的产物（范文澜，1949：336），他也指责义和团不加区分地攻击外国人和他们的物品是“愚昧甚至反动的”（p.364），但他认为这些批评不应只是指向义和团，因为他们长期受迷信以及满族政府的“愚民”政策的影响。鉴于此，义和团只能“由这种落后形式表现他们的义愤”。（p.336）因此，“把义和团描写成“暴徒乱民”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殖民地奴仆们的有意诬蔑。”（p.364）范赞扬义和团所取得的成就。他断言，正是他们在战场上无畏的反抗和表现出来的杰出才能，才使得帝国主义者放弃“瓜分”中国的企图。（p.414）在此，范再次表明了他与蒋的不同观点，后者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它以史无前例的战争赔款和丧失更多的主权而告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