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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一些大的事件，如太平天国起义和自强运动的重新解释上，范文澜修正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也是明显的。正如刚才讨论到的，在1946年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范文澜将太平天国起义描述为既是满汉民族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冲突的延续（这反映了他个人的反满倾向），又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这是为了提升这一事件的意义及革命运动在整个近代中国的重要性）。然而，在1955年和1956年尝试重新解读中国近代史时，范文澜将太平天国起义看作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之间矛盾的表现。（范文澜，1956a，154）因此，他强调这场起义是一次“农民战争”，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起义从本质上来说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农民起义没有区别。尽管他提到太平天国的一位领袖曾出版过一篇西方化的议案，名为《资政新编》，但他怀疑天平起义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多少不自觉地反映出一些资本主义的倾向”。（范文澜，1955，122） 范文澜也调整了他对自强运动的看法，在1946年的书中，他曾将其描述为一场完全消极的运动。尽管他仍然不同意把李鸿章和其他自强运动领导者创办的军事工业定性为资本主义的，但他承认他们在推进中国社会进步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范文澜观察到，“新式机器经过这种工业到底进入中国了。有了机器，不能不招募工匠，也就不能不产生一部分无产阶级，仅仅从这一点来说，[自强运动中的]官办的军事工业算是也还有一些作用。”（范文澜，1955，126）范进一步提到，“官办军事工业以外，官办和官督商办的非军事性的工业，其中是多少含有资本主义成分的。”（范文澜，1955，126）他承认，自强运动也导致官商合办的工业建立起来--他称之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以及主要由商人办的工业建立起来--他称之为“民族资本主义”。与他在《中国近代史》中将自强运动斥之为保守运动相反，现在，自强运动成了将近代中国导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步骤。（范文澜，1955，125-127） 范文澜修订自己的解释有几个原因。一个直接原因是，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后，他对近代中国的原有提法，即那些高度政治化以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斗争需要的那些提法，如抵抗-投降二分的提法，已经过时了。事实上，早在1949年革命接近胜利时，范就开始淡化他书中的政治化倾向。作为一种预兆，他在序言中删除了直接将蒋介石比作曾国藩并将二者同样斥为“汉奸”和“刽子手”的一段话。（范文澜，1949，序言）第二，革命以后，共产党很快在1951年和1952年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思想改造运动，强制知识分子（包括历史学家）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放弃他们的非马克思主义观念。再者，在毛泽东决定“对苏一边倒”之后，中国发生了一场风靡全国的在各个领域学苏联的运动；中国历史学家再一次转向苏联，寻求对历史的“正确的”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Wang，2000）这一切都说明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的历史学中恢复了统治地位。范文澜作为中国史学会的副会长（和事实上的领导者）、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不得不带头在历史研究中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放弃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此毫不足怪，范在1954年版《中国近代史》的新版序言中声明，他对9年前写的这本书“非常不满足”，他曾想将此书“整部拆散，按照[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阶段，重新编写”。（陈其泰，2000，349）上面讨论到的他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两篇文章，就是他对有关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给予更多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尝试，和改正他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尝试。然而，这两篇文章发表后，范文澜没有再修订此书，也没有继续写作《中国近代史》下册，他原来计划写作的这一册将包括义和团起义之后的时期。相反，他回到了他早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集中写作和修订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 有趣地是，我们注意到，范文澜关于近代中国的经过修订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接近或等同于李鼎声和张闻天早前的解释。换句话说，并非范文澜，李鼎声和张闻天才应当是近代中国研究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真正的鼻祖。然而，1949年后李鼎声和张闻天都退出了研究一线。由于1931年脱离中国共产党，1952年以后李鼎声只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当了一名教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成为激进分子的公开打击对象，他于此时去世，终年59岁。（胡逢祥，2004）革命胜利后，张闻天也失去了他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影响；他在1951年选择了当中国驻苏联大使，以使自己远离北京的权力中心，但当他公开批评“大跃进”时，最终还是成为1959年毛泽东政治压迫的牺牲品。“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广东下放6年后，他于1975年获准移居江苏无锡，在那里他改名换姓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年。（陈其泰，2000） 相比之下，范文澜在他的余生中一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尽管革命胜利后他开始致力于前现代时期的研究，因受益于传统文献学的训练，他赢得了作为一个严谨、专业的历史学家的声望，虽然1956年后他很少写近代时期方面的作品，有意识地避开中国近代史中有争议的和不确定的领域，但他1940年代留下的政治化历史学遗产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发挥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在革命胜利后坚持“历史主义”或在历史研究中着重客观性，范文澜最终成了高度政治化的“历史学家”们的攻击目标。幸运的是，他和毛泽东的私人情谊使他免遭激进分子的蓄意攻击。⑦在收到毛泽东1968年7月的指示后，范文澜立志续写《中国通史》和重写《中国近代史》。然而，由于身体衰弱，他没能进行下去。一年后，他任务尚未完成就离开了人世，终年76岁。 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写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没有真正着手过，在他去世之前如此，在后来亦是如此。范文澜1940年代的近代中国研究著作一开始就是反驳亲国民党学者的“现代化”叙事的，它被证明更多是民族主义的担当，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总结起来，有三个因素可以说明民族主义渗入了他的革命叙述和他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在日本入侵期间致力于“民族救亡”，这可以说明他对历史上投降派和国民党领导者调和政策的憎恨，这种态度事实上在同情延安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中流行。同样重要的是，他作为一名受浙东学派传统影响的文献学家和训练不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背景。这可以说明他一方面在历史记述中过多地注意经验细节，另一方面对阶级关系和社会冲突用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作出的分析不足。他强烈的汉族中心认同和民族主义导致他对晚清政治中汉满分裂的困惑和中外关系上的“抵抗-投降”二分思维，这使他在其著作中打乱了对反帝反封建主题的条理分明的叙述。第三个因素和毛泽东在与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垄断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时，寻求意识形态的自主权有关，这种自主权使毛和他的历史学家们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与国民党对抗时，能够自由地解释历史，以为党的需要服务，而不管这种重新解释越出“正确”的轨道到何种程度。 归根到底，毛泽东和他的历史学家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用历史为当下政治需要服务，而不是达到对历史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在1949年以后大量地保持着，依然如故。尽管1950年代的中苏蜜月期允许暂时回到对中国历史的更为“可靠”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但很快又让位于1960年代的激进历史学，这种历史学更加政治化，为党和毛泽东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者”的斗争服务。⑧毛泽东去世后，由于革命狂热消退，革命叙事很快失去了它对中国多数历史学家及其读者的吸引力；在中国近代史园地逐渐占据支配地位的，反倒是现代化叙事，这已经被证明与1930年代后期蒋廷黻提出的概念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