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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 1 李鼎声和张闻天不仅在开始有关近代中国的写作前，就一直支持来自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总的看法也是直接基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统”解释的。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解和对1920年代民族革命，及此后共产主义革命任务的理解上，这一点尤其明显。 例如，李鼎声延续了斯大林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描述，拒绝将中国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托派观点。他写道，“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 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着国际资本的桎梏与奴役的。（李鼎声，1949，3-4） 因而，1925-1927年的民族革命是肇始于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它的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李鼎声，1949，264-267）同样，张闻天也将1925-1927年革命描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引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明这一革命性质的决定因素，例如：“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张闻天，1987，216）毫不奇怪，我们在李鼎声对中国革命的解释中也找到了同样的因素。（李鼎声，1949，264-267） 在重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观点的同时，李鼎声和张闻天进而将1927年蒋介石“政变”之后的共产主义革命描述为“土地革命”。（李鼎声，1949，263；张闻天，1987，283）在反驳所谓的蒋介石政变象征着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政策失败的托派观点的同时（张闻天，1987，280），张闻天将这一事件看作一个“转折点”，它预示着在民族资产阶级（或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革命运动将转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认为，这是一个转变，即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转变为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为了说明这一转变，张闻天引用斯大林的话道： 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反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张闻天，1987，283） 然而，土地革命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被托派狭隘地限定的所谓“反关税的革命”。为了阐明这一点，张闻天再次引用斯大林的观点。（张闻天，1987，313） 显然，这两位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比范文澜更接近共产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与范文澜不一样，李鼎声和张闻天开始有关近代中国的写作时，都已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李鼎声和张闻天擅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更准确地说，运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观点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相比之下，范文澜只能模仿他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著作、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那里借来的理论框架。一旦开始处理更多的经验问题，范文澜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他从传统训练那里接受的方法和思想的影响；他可能首先关心的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晚清政治中的汉族和满族、中外关系中的抵抗者和卖国贼之间的区别。这种困扰常常扭曲他对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分析，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中心内容。 余论：回到马克思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后，范文澜试图修订或放弃他在《中国近代史》中表达的许多观点。例如，在1955年的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文章中，他不再重视满汉矛盾。在重复毛泽东关于1840年后中国社会性质改变的提法的同时，范文澜解释说，存在“两个基本矛盾”：原有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添的中华民族和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他承认，“反动势力”内部也存在矛盾，包括“汉族封建势力的各个集团与清朝廷间的矛盾”，但这样的矛盾是次要的。（范文澜，1955，117）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范文澜不再将满族统治者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归到一类，而把满族贵族仅仅描述为与外国侵略者合伙镇压中国人民的“投降者”。相反他承认存在“中国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范文澜，1955，117）因此，他写道，1884年中法战争和1894年中日战争“都是清政府反抗侵略的民族战争”。“清政府进行反抗战争是正义的，中国军士和一部分将领忠勇作战是符合民族利益的。”（范文澜，1956a，15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