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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结一下，西方文化的大问题在于把握不住对象本身，所以他们要拼命地去把握，要不断地去追求知识，要不断地去追求真理，造成了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就是不断地去追求的精神。追求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就是自我意识的痛苦的历程，追求而永远追求不到，人永远追求不到就是他的动力，不断地追求，西方文化始终是有一个物自体的问题，始终有一个康德所讲的那个事情本身，你总是认识不到的。中国文化的毛病则是缺乏自我意识，本心不是什么要你去把握的东西，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弃了，本心就在那里了，但是这个本心你要能说出什么东西来，是说不出来的，因为没有任何外在的可能把握的东西，包括任何语言能够说它。你可以对所有别的东西进行规定，但是对于本心你不能进行任何规定，你进行任何规定都说明你的心还不干净，你有它的规定在心里面堵塞着，你就还没有破除一切执着。所以这样一种镜子结构使中国人长期以来窒息了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跟对象意识密不可分的，自我意识本身是需要规定的，你是个什么人，你不能说一言不发，你说我到这个地方就言语道断，我不能说了，那个不叫自我意识。真正的自我意识就是明确意识到我是个什么人，我还缺什么，我还需要什么，我还要去追求什么，这才是自我意识。康德的立场恰好揭示了西方文化的这样一个深层结构，西方文化总是发现矛盾，发现对立，造成痛苦然后追求。而中国文化呢，老是回到本心，就没有痛苦了，就非常安妥了，觉得自己一切都得到安慰了，得到解脱了。佛家是这样的，道家是这样的，儒家其实也是这样的，回到自己自然本性，问心无愧，没有罪感意识，没有说我自己有犯罪的倾向。中国的那些智者贤人都是很自信的，我怎么会犯罪呢？我这么真诚怎么会犯罪呢？"文革"中间我们也参加过红卫兵，当时都是一片赤胆忠心，为了保卫毛主席准备献出生命，我们怎么会犯罪呢？现在回过头一看实际上犯了很多罪，但是你要追究起每一个人来，每个人都不承认，我没有罪，当时是那种形势嘛，我的主观出发点是好的嘛。所以没有人追究自己，也没有别人能够追究他，除非他由于别的原因，在挨整的时候要他写检讨，要他认罪是言不由衷的。实际上中国人历来倾向于没有人认为自己真正有罪，只要他是诚心诚意、没有不良动机，他就认为做了什么事情他都可以问心无愧。这个就是陷入到了自我意识的盲点。 下面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是追究这样一种相反的镜子结构形成的根源。这里有两个话题，一个是人性，一个是自由意志。在康德那里它的宗教哲学是以道德哲学作为基础的，道德是独立的体系，它不需要宗教本身就能够成立，所以康德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他竟敢认为道德不需要宗教也可以独立地成立。而道德在康德那里是实践理性，也就是说理性不需要信仰，可以成立。道德先于宗教，独立于宗教，道德是最基本的。但是道德一旦建立起来通过理性的推理必然会导致宗教，这又是他的一个观点。由此得出结论，要考察宗教原理必须首先讨论道德。那么他的道德问题怎么讨论的呢？讨论道德当然要讨论人性的问题，人性本来是善的还是恶的？中西方在这个问题上面有相同之处，古代都有过性善论、性恶论、性非善非恶论、既善既恶论、善恶相混论五种观点。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中也提出了这五种观点，中西方在这点上是一样的，从逻辑上来说人的善恶问题也只可能有这五种观点，再找不出别的观点了。但是西方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跟中国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西方人很早就提出了一个更重要更加根本性的伦理学的问题，那就是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就是说在刚才讲的五种善恶问题底下，在它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自由意志问题。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没有自由意志，他是被决定的，那么他的行为你既谈不上善也谈不上恶，因为他的意志，他的行为是不自由的。就像我们对自然灾害，我们不能说它很凶恶，我们也不能因为自然界发生灾害就仇视它，我们就报复它，除非你疯了。我们要处罚一个人，我们之所以说他有罪，是因为他是故意的，如果他不是故意的，那我们的处罚就要轻得多，是过失，过失当然也有一定的罪，因为如果他预先能够预见到的话，他本来应该预防，但是他没预防，没有人能预防自己不犯过失，人不是上帝，我们中国人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人跟上帝有相通的地方就是他有理性，他有预见性，所以他应该预见一切，应该预见，应该像上帝那样，可以这样要求他，但是因为他不是上帝，所以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把他的处罚、罪过减轻一些。所以自由意志的问题在西方人看来是个更根本的问题，一切善恶都立足于他的故意，如果他不是故意，他的恶不成其为恶，他的善也不成其为善。如果他不是故意为善，他是本来生性如此，就像我们在非常偏僻落后的农村看到的那些山民，他们生性就不知道怎么作恶，他就没有作过恶，所以我们非常羡慕，这种地方民风纯朴啊，他们是非常善良的，你到他那去他好客得不得了，但是如果按照西方人的观点来看，这种人其实还是生活在伊甸园里面，他还没有自由意志，还不能说他善或者恶，或者说这种善是一种非常表面的，不是真正的善。真正的善就是一个人他本来可以作恶，但是他没作，他很懂得怎么样能够作恶，但是他不作，这就是善。如果一个人根本不会犯罪，他只能做好事，这个善就不是真正的善，这种人如果一旦落到一个比如说商品经济的环境里边，那变坏起来是一两天的事情。大家都突然一下知道了，学会了，学坏是很快的，很多农村来的小保姆，到了大城市里马上学坏了，本来很朴实的一个小姑娘，没多久她就会打扮，就会讲虚荣，就会扯谎，本来都不会的，因为她不会所以她很善。这就是没有考虑到其实真正的善恶是要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的，自由意志本身不是善也不是恶，它是超越于善恶之外，在善与恶的彼岸，尼采不是有部书叫《善与恶的彼岸》，就是讲自由意志、权力意志。这是中国人很少考虑的一个问题。只有像荀子接触到自由论的问题，接触到人的心，心可以决定，可以选择，孟子也稍微接触一点。可以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实际上是无可选择，就是说如果你是个仁人志士，那么你肯定是选择杀身成仁，如果你是个小人，那么你肯定选择卖身求荣。所以中国人最重视的是你本来是什么，是君子还是小人，这就是所谓的心性的问题。中国人最热衷于讨论的，不是自由意志问题，而是心性问题。所以对善与恶的讨论在中国最终归结为对人的天生本性的讨论。一般来说人性本善，这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只有荀子讲人性本恶。荀子讲的人性本恶其实细究起来跟孟子讲的人性本善没有冲突，只是概念不同，因为荀子所讲的人性，不是指的真正的人性，而是指的人身上的动物性。人身上有动物性，这个动物性是可以为恶的。但是荀子也承认人有另外一种本性，就是人能够"分"，人能够懂得自己的名分和本分。人群跟牛群马群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懂得分。分就是礼、礼教、礼法规范的一套。在这一方面人跟动物不同，是善的。所以我们一听到荀子讲性恶论，就不去仔细分析，就认为跟孔孟是对立的。其实不是对立的，只是用词不同而已。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心性之学，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人性本善这个基础之上的。人性本来是纯洁的，本来是诚心诚意的。诚本来是人的本性，"性相近，习相远"，人人从生出来是纯洁的，像儿童一样，但是由于社会习俗的影响，所以变得丧失本性了。孟子讲求放心，后来的儒家讲要恢复本性。李敖讲要复性，回归本性。这跟老子讲返朴归真，复归婴儿是一致的。婴儿的本性是最干净的，因为婴儿他什么都不知道的，他的欲望顶多只有一点生理上的欲望，那是正常的，没有超出这个之上的欲望。小孩子是最干净的，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这个人性本善的假定当然是一个独断的假定，这个是不需要证明的，它是直接体验出来的，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到。在社会上混了几十年，很多人就怀念儿童时代，跟几个小朋友一起，内心两小无猜。连孔子也免不了，他的最高的人生理想就是跟几个小朋友一起到河边去洗澡，然后唱着歌回来，这是他的最高的境界，就是一种童心的境界。没有特殊的要求，没有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追求，没有任何执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