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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世界究竟是源于物质还是“无”呢？目前的科学结论认为，宇宙开始于一场大爆炸，而在大爆炸的最初始阶段，宇宙确实只有能量而没有物质，后者是由于不同能量粒子在碰撞中出现了“对称破缺”才产生出来的。[2]换句话说，宇宙初期的辐射能量是物质世界最初的源头和生长点，而缤纷多彩的物质世界则是能量的可见形式或物质外化的结果，物质世界的千姿万态、千变万化都源于能量的永恒运动和转化。 这样说来，与其说“道”是物质，毋宁说它是能量，因为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本质的共通性。道不仅与能量一样是物质世界最初的源头和生长点，同时也与能量一样，既不具有广延性，即“无状”、“无象”，又像能量一样总与活动和过程相联，是自然万物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自然万物则只不过是“道”的物质外化或可见形态，亦即所谓的“形非道不生”，“行于万物者，道也”（《庄子·天地》）。这与能量无疑也是一致的。说起物质世界的起源，乌克兰学者采赫米斯特罗根据量子理论和现代宇宙学的一些最新成就，居然得出一个与我们的道家一样的结论：“宇宙从无中发生！”当然，他这里的“无”指的不是道而是非物质的纯能量，不过这恰好证明能量与道在意义上的共通性。 更为关键的是，道家“道→阴阳→自然万物”的逻辑推延模式所描述的世界演化过程与能量到物质的宇宙演化过程也几乎是一致的。宇宙爆炸初期，没有质量的能量光子在碰撞中产生出各种粒子和它们的反粒子的过程，就像是由“道”到“阴阳”的过程；而各种粒子和它们的反粒子在相互碰撞湮灭为光子的过程中有少量的物质粒子留存、并最终有了现在的物质世界的过程，就像是道家所谓的“阴阳合和而万物生”的过程。 如此说来，道家似乎是出于主观臆测的世界演化模式与如今的科学成果之间的确有着惊人的相似；道家那一直都被称为具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的核心范畴“道”，与如今生态学的“能量”概念之间也的确有着“异词同功”的关系。其实，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系统论专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在写作《物理学之“道”》（The Tao of Physics: 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allels Between Modern Physics and Eastern Mysticism）时就已经意识到能量与“道”的这种内在一致性。[3]对于试图证明道家思想与生态观有着内在一致性的我们来说，这无异又是一个颇为有力的支持。此外，把道等同于能量实际上还有一个更为充分的理由，那就是，道的循环性运动特征恰恰与生态系统（即物质世界）中的能量循环不谋而合。甚至，《庄子》中已经有了不同物种构成完整循环系统的论述，如“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庄子·寓言》）。而所有的这些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道家思想的确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并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世界观有着根本的一致性。 二、“个人→家→国→天下”：儒家的构筑路径与道家相比，儒家的逻辑推演过程完全不同。如果说道家的逻辑推演过程一开始便立足于宇宙整体，然后由整体到个体，也即始于“道”，而终于“物”或“人”；儒家则恰好相反，它是从人类个体到整体，也即从“个人”到“家”，再到“国”，最后到达“天下”，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儒家“个人→家→国→天下”的逻辑推理模式中，个人的修为是其理论起点。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因此，在儒家看来，一切皆须从修身开始，故儒家又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的说法。而修身的根本则在于修“仁”，也即所谓的“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通过“修仁”，人类个体才能够依靠爱的力量实现整体的和谐，并将这一整体的范围逐次由“家”到“国”再到“天下”，不断向外扩展，从而最终实现天人合一。因此，“仁”无疑是儒家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概念。 何谓“仁”呢？简言之也即是爱，不过此处之“爱”不是“自爱”而是“爱他”。所以，孔子曰：“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董仲舒曰：“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春秋繁露·仁义法》）按照《中庸》“仁者，人也”以及许慎《说文解字》“仁者，亲也，从人从二”的解释，“仁”所要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最初是来自于家庭。 “家”是建立在直接血缘基础上的最基本的生存单位，从“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以及“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章句上》）的论述来看，儒家的“仁”应该是从“家人”之间紧密的血缘关系中生发出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正是家人之间这种亲密的血缘关系才使爱成为可能。易言之，仁爱是源于亲子血缘的自然情感，是人的天性和本能，所以，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于天下也。”（《孟子·尽心上》）在这种源自天性的自然情感之中，“孝悌”是最为根本的，即所谓“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父子之间的爱称为“孝”，兄弟之间的爱则称为“悌”，“这种爱是交互的，却不是等值的。父亲爱儿子，儿子也爱父亲，但爱的方式不同，这叫做‘父慈子孝’；哥哥爱弟弟，弟弟也爱哥哥，但爱的方式也不同，这叫做‘兄友弟恭’……这种特定的爱既不能颠倒成‘父孝子慈’、‘兄恭弟友’；也不能更换为‘父友子恭’、‘兄慈弟孝’。否则，将无法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4]因此，在儒家思想中，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亲缘关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则是最基本的伦理准则。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儒家由个体出发的所有推理环节，不论是“家”、“国”还是“天下”，全都建立在父子、兄弟关系的亲缘模式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准则上。 如果说“家”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最基本的生存单位，那么“国”便是放大了的“家”，所以，在汉语中又常常被称为“国家”，它是血缘关系进一步扩大化的结果。在扩大了的更为宽泛的血缘基础上，国民便是家人，国君便是民之父母。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儒家才会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主张“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荀子·议兵》）。这样，“仁”便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亲亲”，进一步扩大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仁民”。儒家所谓的“仁者，爱人”及“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都意味着一种比“亲亲”远要博大的爱，它要求人不仅要热爱自己的亲人，还要热爱自己的同类。 儒家的“天下”与“国”有着类似之处，同样是“家”的进一步放大。正所谓“惟天地万物父母”，[5]“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6]随着由“国”到“天下”的推演，儒家对血缘关系的体认已经超出同类的范围，进一步延伸到异类群体中。它不仅包括亲人和同类，还包括非人类的异类；不仅包括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还包括无生命的其他自然物。于是，在这种更为扩大化的血缘关系中，人与天下万物便成了同胞与手足，天地便成了人与万物共同的父母。所以儒家先哲又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与此相应，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仁”便也不仅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亲亲”和“泛爱众”的“仁民”，它同时又包括“体万物而与天下共亲”（戴震《原善》）的“爱物”。所谓“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春秋繁露·仁义法》），强调的正是对天下万物的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