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翻译西书量多面广。40年中，共出各种西书555种①，其中哲学社会科学123种，内含哲学、历史、法学、文学、教育等，占总数22%；自然科学162种，含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光学、动植物学等，占总数29%；应用科学225种，含工艺、矿务、船政等，占总数41%；其他45种，包括游记、杂著、议论等，占总数8%。其总量是此前半个世纪所出科学书籍的5倍多。至于质量方面，著名译作颇为不少，《化学鉴原》、《化学分原》、《地学浅释》、《万国公法》、《佐治刍言》、《泰西新史揽要》、《民约通义》都是影响广泛、轰传一时的译作。
    4、上海成为译书中心。1860年以前，上海已有成为中国译书中心的迹象，与宁波、香港同为中国出版西书较多的地方。1860年以后，随着上海在中国地位的上升，上海逐渐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最大中心。以译书机构而言，无论是教会系统，还是中国政府和民办系统的，除了少数设在广州、北京等地，十之七八设在上海。全国三个最重要的西书出版机构，即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和益智书会，全部设在上海。以译书数量而言，全国译书总数77%出自上海。以译书质量而言，绝大多数最有影响的西书，都是上海出版的。译书中心的形成，是西学传播从先前比较零散、无序状态向集中、有序状态发展的标志。
    5、西学影响逐渐扩大到社会基层。通过遍布各地的新式学校，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品种繁多的西书，通过传教士深入内地的各种西学演示、讲解，西学的影响逐渐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扩大到社会基层。从《格致汇编》和《格致新报》几百则读者提问，从《万国公报》所举行的有奖征文，从格致书院历时多年的学生课艺，我们可以看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市民，从沿海到内地，从民间到宫廷，西学的影响已经随处可见，很多人对西学已从疑忌变为信服。曾国藩不但自己倡导西学，儿子成了能读外文、能讲外语的外交官；张之洞、李鸿章多次向广学会等传播西学机构捐款，家人生病也乐意请西医诊视；谭继洵的妾生病不但请传教士治疗，还为死了的传教士立碑；19世纪80年代，上海富庶人家已竞相将子弟送入中西书院等教会学校读书，甚至出现开后门进新式学校的事；光绪皇帝研读西书，……所有这些，都是西学影响逐渐深入的表现。
    第四阶段，1900至1911年。1898年的戊戌政变，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使清朝政府的威信跌到最低点，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失望到极点，革命风潮因之而生，留日热潮骤然而起，西学传播的内容、方式亦因之一变。这一阶段西学传播特点主要有五：
    1、转口输入。此前，中国介绍、吸收西学，主要是从英文、法文、德文等西书翻译而来，1900年以后，从日本转口输入的西学数量急剧增长，成为输入西学的主要部分。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3年共译西书533种，其中英文书89种，占全国译书总数的16%；德文24种，占4%；法文17种，占3%；日文321种，占总数的60%。
    2、数量空前。从1900到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有1599种，占晚清100年译书总数的69.8%，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其中，从1900至1904年5年，译书899种，比以往90年译书还多。
    3、社会科学比重加大。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3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的61%。同期翻译自然科学112种，应用科学56种，分别占总数的21%、11%。译书从多到少的顺序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此前几十年的译书顺序正好相反。这表明中国输入西学，已从器物技艺等物质文化为主转为以思想、学术等精神文化为主。
    4、影响深入。大批西学的涌入，特别是各种不同层次的新式教科书，遍布城市乡村，走进千万家户，使西学影响空前深入。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学科，目不暇接的新名词，令学术界、出版界面目一新。令人习用的许多名词、术语，诸如社会、政党、政府、民族、阶级、主义、思想、观念、真理、知识、唯物、唯心、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具体、抽象等，都是那时确立的。这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没有清末西学的大批涌入，没有那一时期的新名词大爆炸，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很难想象的。
    5、中国第一代译才登台。此前译书，通常模式是西译中述，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虽然参加了翻译西书的具体工作，但他们不懂外文，不能独立译书。从严复、马君武开始，近代中国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代翻译人才，才宣告西译中述这一西学传播史上过渡形式的结束。
    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首尾100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291种。四个阶段中，以年均翻译西学书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计算，第一阶段，31年，32种，年均1种；第二阶段，17年，105种，年均6种；第三阶段，40年，555种，年均14种；第四阶段，11年，1599种，年均145种。前三个阶段，年均译书种数成几何级数增长，第四阶段，年均译书数量猛增为第三阶段的10倍以上。由此可见，晚清中国输入西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急速增长趋势，20世纪初达于极盛。以传播西学主体而言，第一阶段，基本上是西人的事；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事；第三阶段，西译中述，中西传播机构共存并进；第四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