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西学东渐因素分析
    西学东渐的内容、进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是影响西学东渐的首要因素。晚清中国，西学传播主体主要包括西书翻译人员、新式学校教习和部分报刊编辑，他们的西学素养、传播热情直接影响到传播质量。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一方面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没有传播，便无从接受，另一方面又是互相影响、互为制约的关系。传播主体翻译什么、介绍什么，并不是完全随心所欲的，而是要看受传对象能够接受什么、愿意接受什么，有如剧院演戏，既要受演员表演水平、上演剧目制约，又要随观众的兴趣和需要而转移。晚清前三阶段所传西学，多属初等、中等程度，既与来华西人的文化素养有关，又为受传对象的接受基础所左右。傅兰雅、李提摩太等人的化学、物理等许多西学知识，都是因受传对象需要而在中国自学的，他们为此而耗资购买各种仪器。按理，他们身在中国，远离西方学术界，如凭个人兴趣爱好，则自修哲学、神学、法学，要比自修物理、化学更少依赖仪器设备，更为便当。但他们明白，后者比前者更为受传对象所需要，更受中国人欢迎。
    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心理距离，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晚明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来华，10年初见成效，取得一批士大夫支持，20年大见成效，进入北京城。晚清则不一样，即使以鸦片战争以后的情形而论，20年过去，到1860年前后，除了在几个通商口岸，西学传播、西教传播都没有太大的进展。照理，200多年过去，交通设施、通讯手段、印刷技术都较从前大为改进，文化传播应该取得更为可观的成效，但事实不然。考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在晚明时期，耶稣会士来华，虽然在整体上是属于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范畴，但从具体来说，中国是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主权国家，并不是耶稣会士所在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战败国，利玛窦等人没有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霸主心态，徐光启等人也没有受辱挨欺、卧薪尝胆的败国心态。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文化地位比较平等。晚清则不然，欧美传教士挟胜国之势，夸救世之口，兼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与作为受传对象的中国知识分子，因国家之间地位的不平等而构成文化地位的不平等。其二，晚明利玛窦等人，在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时，采取的是以西顺中、以耶补儒、以儒证耶的策略，让士大夫们在不损害中国文化尊严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化。晚清来华传教士则多以欧洲中心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这两点归结为一点，便是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心理距离问题。在晚明，两者心理距离较小，文化传播比较容易实现；在晚清，心理距离较大，文化传播的阻力也大。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一方面便利了传教士的活动，有助于西学传播，另一方面又拉大了传教士与中国受传对象的心理距离，妨碍了西学传播。这是影响晚清西学传播效果的时代因素。
    传播媒介是影响西学传播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印刷技术的进步，由木刻，而石印，而铅印；运输工具的发展，由帆船，而轮船，而火车；通讯手段的改进，由人工传递，而电报、电话，都使得传播速度不断加快，传播范围不断扩大。晚清西学传播，同光之际之优于道咸之际，20世纪初之胜于19世纪末，不只是因为传播机构的扩大，传播人员的增多，而且因为传播手段的改进，传播媒介的发展。没有铅印，便很难想象每日成千上万张的报纸如何出版，很难想象《泰西新史揽要》那样动辄万册的书籍如何印出。没有海底电缆的铺设，没有电话的发明，也很难想象发生在地球那边的新闻如何瞬息传到这边。
    译书方式是影响西学传播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在晚清的大部分时间里，西译中述是西书中译的基本模式，即由外国学者口译西书意思，由中国合作者润色加工，条理成文。诗无达诂，译无达译，从根本上说，任何翻译都有损益变异。中、西文化本属不同文化系统，长久隔阂，翻译更为不易，以仅通中文大意、难解个中奥蕴的西人口译，已经打了一个折扣，加上不通西文、难得西方文化真谛的中国学者的笔述，又打了一个折扣。这样三转两折，以中文印刷符号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西方文化，已经加进了不少中国文化的成份。这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属于精神文化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用“省”或“州”翻译美国的State，中国学者看到省、州字眼，总是以将其与中国的十三行省、省州府县等概念联系起来，但事实上，联邦制度下的State，与专制制度下的省、州决不是一回事，差别很大。最典型的例子是对西方民主国家总统President一词的翻译。因为在中文已有词汇中，是没有与总统对应词的，因而在口译时，西人只能从总统在国家的地位的角度，解释说这是国家元首的意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元首与皇帝是同义词，于是，中文笔述者理所当然地将President译为“皇帝”。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中文西书和《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等书刊中，随处可见美利坚国“选举皇帝”、“皇帝四年受代”等字眼。后来，林乐知发现以“皇帝”翻译总统，误解实在过分，特撰《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予以厘清。这种译书方式，在19世纪末已不断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到20世纪初，更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讽刺小说，就不止一次地以此类译书作为笑料。应该指出，这种方式是长久封闭而又被动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产物，也是一种过渡方式。所译之书，尽管可以批评的地方比比皆是，但有胜于无，它毕竟给闭塞的中国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其历史地位是客观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