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向达（1900-1966），字觉明，亦作觉民，笔名方回、佛陀耶舍（即觉明的对应梵语），是现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研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闻名。他先后就职于商务印书馆、北平图书馆、北大文科研究所，抗战胜利后，随北大复员回北平，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其间，因为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导致的政治腐败深为不满，曾参与发起过《保障人权宣言》，又因为保护进步学生而数次对当局迫害提出抗议，甚至还掩护过学生运动的领导由北平抵达解放区石家庄。这些言行都赢得了学生的尊重，被视为“民主教授”、“进步教授”。
    随着国共两党内战的进行，结局很快趋于明朗，这既出乎国民党的意料之外，也出乎共产党的意料之外。北平被解放军围困时，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乘飞机匆匆离开了，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也跟着胡适走了，这时的北大，由汤用彤、周炳琳、郑天挺三人组织起维持小组。汤用彤请向达接替毛子水，临时照料图书馆方面，于是，向达便以历史系教授兼任起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职务，1949年2月，北平解放，北大由军管会接管，他仍然是以历史系教授的身份负责图书馆的工作，同时，也开始参加各种学习。次年，朝鲜战争爆发，他的小儿子入伍参军。在1949年的一份有关“政治思想情况”的材料中，他曾得到以下定性式的评价：
    富有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向达生平档案》，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
    “富有正义感”、“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云云，是对他解放前的评价；“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是对他解放后政治立场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定性。至于对民主人士不满，似乎也确有其事，他的学生邓锐龄在《忆向觉明师》（沙知编《向达学记》，三联书店即刊。以下所引邓氏回忆，均出此文）中曾回忆道：
    这时，他接触了某些民主人士，非常不满，认为这些人于革命贡献不多，却居功自大，甚者有不可一世之概。如北大许德珩教授发起组织九三学社，领导特为他配有专车出入校舍，自然声名骤起，身价不凡，杨人楩先生与向师即私下谑称之为“党魁”。
    但这与“极其拥护党的领导”相比，实在不算什么，况且，那时党对民主人士也未必完全信任，只是政治上需要合作而已。
    1951年，他参加了第一次赴朝慰问团，到朝鲜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慰问。回来以来，又被派往陕西、甘肃和新疆作宣传工作，他前后去了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莎车、和阗以及偏僻的慰犁、麦盖提等县。
    这一次的宣传活动，对向达影响很大。邓锐龄回忆此事说：
    这一行激励他服务新社会的更大的热忱，他告诉我，守边的人民解放军如何忠于职守，竟有长年巡逻而致雪盲者，使他非常感动，又以远至西陲，得偿宿愿，拟刻一颗图章曰“千里独行侠”。10月回京后，因郑天挺先生去江西参加土改，一度代史学系主任。
    此次宣传活动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这不仅引起了他对少数民族状况的关心，还直接唤醒了他对自己所属少数民族的空前认同，而这又成了他被划为“右派”的直接原因。他在自传中说：
    这一传达使我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有更深的体会，因为我这一姓，在湘西原来就是少数民族，六七百年来，数典忘祖，解放以后始重新提起。新疆之行，对于我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1949年，他被提名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提名为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同时，1954年5月，中国科学院征得北大的同意，命向达兼任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第一副所长（所长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第二副所长是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6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
    二
    也正是这个时候，他开始对现状表示不满。邓锐龄回忆说：
    他说社会活动过多，“几乎要abnormal了。”我觉得在抱怨的表面下还是因受到知遇而高兴的。
    确实，向达有因受知遇而感到高兴的一面，但他又实在不是搞政治的，也不想靠政治吃饭，他追求的，仍然是读书、研究，这是他始终不变的人生追求。所以，他对社会活动太多，以致严重影响他的正常读书和研究，所表达出来的不满也很强烈，而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1956年，他的老朋友谭其骧正在北京参加历史地图的编篡，与在京工作的向达多所往还，这在谭的《京华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中多所反映。是年11月30日，谭写道：
    晚阴法鲁来谈，向公有倦勤意，嘱劝慰。
    当时阴法鲁在历史二所工作，向达正是该所第一副所长。因向达这时“有倦勤意”，以致谭其骧要阴对自己的这位老友加以“劝慰”，在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声名显赫的向达何以会有“倦勤意”呢？
    不止于此。解放前曾对向达的学术有过重要影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与向达同是政协委员。1957年2月末，全国政协开会，27日，毛主席在怀仁堂最高国务会议作报告，次日，政协委员在政协礼堂开会讨论。据郑振铎的日记所写：
    九时，到政协礼堂，参加座谈会，即讨论昨天毛主席的报告。向达牢骚甚多。（《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至于具体是什么牢骚，郑振铎未记。
    向达的牢骚是可以理解的。解放后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实在让人有些难以招架。跟向达一起参加了当时北大种种运动的邓锐龄回忆说：
    早自1949年春，他就对执掌大权的教育部领导人钱俊瑞有所不满，起因是意见分歧，最后钱托人找他致意，其经过已想不起来了。
    ……
    约在1950年，北大图书馆的事务员兼工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涂继武（解放前入馆任职，这时约20岁）在评职评薪上与馆长向先生不合，据说他负气对向先生说：“正因为你不是毛子水，所以才斗争你！”，他又不向馆长打招呼，径自召开职工大会，向先生大怒，愤而辞职。馆内群众莫衷一是。后北大党总支批评了涂继武，且出了布告，事态才告平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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