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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座谈会，在连续举行五天会议，取得重大胜利以后，昨天下午暂告一段落”。这个反右的会议，并不仅仅针对向达，还有费孝通、吴景超等，同时也不仅仅是北京，还有上海方面。有关向达的情况，报道中说：“翦伯赞在他的发言中揭露了历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向达一贯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而这时的费孝通、吴景超、向达等人已经是“右派分子”了。从“新华社24日讯”所称“取得重大胜利以后，昨天下午暂告一段落”来看，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划右派也已经结束，而不是刚刚开始。因此翦伯赞的“揭露”，并不是将向达划为右派的依据，相反，应该是向达已被划为右派后，对这一既定事实的表态。 10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翦伯赞的《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一文。该文不仅批判向达，还批判了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雷海宗、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荣孟源。雷、荣两位与北大历史系并无关系，这也可以说明，是在这三位已被定为右派后，翦才作这样的发言，以批判这些右派史学家在历史学界的活动。其实，这样的批判并未至此结束。10月11日-14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座谈会，“批判史学界右派分子向达、雷海宗、荣孟源和陈梦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捍卫历史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这次会议上，陈垣以向达的直接领导、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的名义，专门针对向达作了发言，《人民日报》在11月20日，以“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着重进行思想改造--驳斥右派分子向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为题予以发表。由此看来，无论翦伯赞还是陈垣，他们的发言都应当是奉命行事，是政治表态。 所可注意的是，倒是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在报道10月11-14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批判向达、荣孟源、雷海宗的座谈会消息时，所采用的标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举行座谈会揭穿向达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阴谋”，可见它的重点是在“向达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阴谋”上。这才是向达遭难的根本原因。 向达被划为右派后，时在中华书局工作的谢方奉书局领导金灿然之命，到他府上谈有关中外交通史料的整理事宜，他在《忆我和向达先生的首次见面》中（张世林编《学林往事》，朝华出版社，2000）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接着我就和向先生谈到《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情况。他几次提起说这是翦老交给他的任务……到“反右”以后，向先生才开始埋头整理这些资料（指他当年从欧洲抄回的有关在西交通史的资料--引者），并产生了编一套丛书的想法。翦伯赞了解这一情况后，马上给予积极支持，就提议向先生拟出《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书目》，并将它列入他主持制定的《古籍整出版规划·历史部分》中去。所以向先生就说这是翦老交给他的任务。 姚楠在《岛夷志略校注：前言》（《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里回忆当时的情形，也说是“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在中华书局支持和向达先生等努力下，决定编辑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谢方在《廿六年间》（《书品》第1期，1986）的文章里，回忆有关《大唐西域记》的整理情况时，说得更加明确： 由于向先生当时己被错划为“右派”，像整理《西域记》这样复杂繁重的工作，没有校方领导的布置和支持，不能贸然进行。当时他整理《西洋番国志》等书，也是经过系领导同意的。 而向达在1964年8月为其所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书局，1981）撰写的《引言》中，谈及是书的整理，也表示：“北京大学历史系以及中国佛教协会鼓励我整理此书，中华书局帮助出版以，并在此致感谢之意。” 考虑到向达的为人和脾气，如果他的右派确由翦伯赞一手操作，他恐怕不会对谢方几次提起说这是翦老交给的任务吧。至少，他可以不说这样的话，而只就编书说编书。他的学生何龄修在《向觉明先二三事》（沙知编《向达学记》）中回忆到当时他所听到的一则传闻，亦可证翦伯赞并没有在向达未打成右派时就揭露向达： 记得当时有一种传说，说有一天翦伯赞先生与向先生、邓恭三先生同乘一小车外出，翦伯赞先生问向、邓二先生说，近来鸣放，你们言行有没有走火？邓先生首先回答说：“心里本来没有火，也就无所谓走火。”向先生则表示，恐怕有些走火。翦先生默然半晌，嘱以谨言慎行。此说如果属实，则向先生似早已“闯祸”，向先生自己也感觉到了。 对照上述谢方的回忆，可知翦伯赞与向达之间，恐怕没有很深的个人过节。至于向达被划为右派后的翦伯赞的发言，我们或许理解成事后的“政治表态”更允当些吧。对此，历经运动的向达是可以理解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田馀庆、夏自强回忆也说，在当时北大校长江隆基宣布给向达定性的批判会之前，他俩曾到江家，江是在给有关方面打了电话请示之后，才在会上宣布的（萧良琼《向达先生在历史所》，沙知编《向达学记》）。可见当时将向达定为右派，恐非北大、更不是历史系所能决定的。 五 向达被划为右派后，所有的职务均被撤销，只保留了北大历史系的教职（教授的级别也被降）。两年以后的1959年12月，向达、潘光旦均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这是最早一批摘帽者。《顾颉刚日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1959年12月5号记录了此事： 大赦反革命犯……几卅三人。又摘掉右派帽子一百四十馀人，林汉达、金芝轩、董守义、费孝通、潘光旦、向达等皆在内，惜全部名单未披露。 右派的帽子虽然被摘掉了，但仍旧是“摘帽右派”，低人一等。 因向达被划为“右派”后，政协委员的身份仍予以保留，所以我们从《顾颉刚日记》中，还可以看到作为政协委员的向达的一些活动。 反右前的1957年3月18日，向达参加政协会议并作书面发言，反右以后，在顾氏日记中可以见到1959年7月20日，向达参加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会，1959年10月1日，又参加了国庆典礼。也许是摘帽的缘故，到了1960年，向达参加政协活动愈益频繁，如1960元旦在人民大会堂的新年联欢会，2月13日于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首都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招待会，2月19日在政协礼堂举行的水利电利部副部长张含英的报告会，2月20日的文化教育组抗议美国劫夺我国文物的会，4月8日的政协会， 5月30日的政协文教组会，6月4日在文化部召开的保护文物条例及第一批保管单位的讨论会；7月31日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从1961年到1963年，顾颉刚每年都有四五次跟向达在政协活动中见面的机会，1964年政协换届后，向达便很少出现在顾氏的日记中。最合理的解释，当然是向达此后不再任政协委员，若非开会，两位老人自然也难以经常见面了。 向达被划为右派后，直到文革爆发，他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整理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工作上。在《忆我和向达先生的首次见面》中，谢方曾说： 实际上这套书则是向先生个人策划、主编、撰稿的。向先生接着和我谈到这套书的具体内容和编写整理计划。初步拟定这套书共四十一种，目前先进行第一批四种，即《西洋番国志》、《两种海道针经》、《郑和航海图》、《西游录》，第二批是唐以前，第三批是宋元，第四批是明清。他说他个人只能搞第一批和第二批的一部分，其他的要由中华和北大历史系联手组织人力来搞。后来事实上在1962年中华就顺利地将他整理的前三种书出版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