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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大唐西域记》的整理，1964年春，向达自费赴广州中山大学拜访了陈寅恪。陈寅恪为此作诗相赠。应中山大学历史系之邀，向达当时还作了《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报告。 1966年春，向达关于中外交通史料的整理计划又有所扩大，他又草拟了一份《自明至解放前（Cir,1405-1948）中国与非洲交通史料选辑》的计划。然而很快，便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向达是文革爆发后第二批被揪出批斗的牛鬼蛇神。先是被一再批斗，随后又同其他被批斗的人一起到了昌平，11月因病重返回，不久即病逝（详见郝斌《“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万象》2009年第6期）。他成为文革中北大历史系第一位去世的学者。邓广铭回忆说： 向达是文革中第一个去世的。66年9月27日，国庆节快到了。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我们这些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学校命令我们立即下乡，向达也去。下乡以后，分为两组。一组是严重的牛鬼蛇神，二组的罪行较轻。我在二组，向达在一组。那时他有尿毒症，兼爱腿肿，走路疼痛。他对去跟监管的医生说，医生只给他消炎片，也不让他看病。哪知他这病不能吃消炎片，越吃越坏。我们是10月14回北京的，向达他们不能回家，因为“问题严重”。（雷音于1996年12月25日对邓广铭的访谈，见《杨宪益传》） 六 向达为人耿介、倔强，清高，孤傲。1949年有关方面对他的评价可谓入木三分，有知人之明。1943年3月20日，他在给曾昭燏的信中，就说自己“在昆明时，即因此不能取悦于人，致蒙脾气太坏之称”（《敦煌考古通信》第二十九通，《文教资料》总第107、108期，1980年11月、12月）。同时代的人，也颇有人见识到他的这种脾气的。邓嗣禹就曾目睹过这样一件发生在向达与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之间的事： 北大校长的办公室，等于教职员的俱乐部，全校教授，皆可进见校长，毋庸预先约定时间……有一次我去造访……其中已有数人在座，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适亦参加闲谈……忽然谈笑沉寂下来，向达先生说：“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无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吗？”他面孔表情，相当的严厉。胡先生笑着说，“我用北大图书馆经费买几部水经注，是确实的。要说我把所有的图书经费，全用在买水经注上，以致学生无新书可读，那是不确实的，哈哈。”我看形势，不免有一番舌战，起立告辞，他照例送出接待室。（《北大舌耕回忆录》，《传记文学》第46卷第1期） 解放以后，他的这一个性并未改变。邓锐龄曾忆及他对傅斯年的态度： 当北京学术界刊布声讨傅斯年宣言时，向师以“不乘人之危”为词，拒绝签名，且对我说傅斯年离开北平时，有两位兄弟学者送行，口口声声说决不辜负老师培育之恩，而转眼就签名背弃，他深不以为然，从而论及两位学者的专业，说解放前后田野考古都是这一铲子下去，怎么，几天内忽然变成马列主义的了。后来参观另一位学者特为中央民族学院设计建成的教职员宿舍时，在留言簿上写了八个字：“小巧玲珑，犹如盆景。” 傅斯年是向达的好友，这层关系，并未因政治形势的改变，向达便加以回避乃至撇清，在当时的形势下，实在难能可贵！在全国一片学马列的高潮中，他对一些作田野考古的学者附庸马列，很不以为然。甚至对他的他老师辈，且在北大对他十分器重的汤用彤，在旧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的后记里，说到“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他也不以为然，认为“是降低身分”--事实上，此书解放后在短时期间重印两次，汤用彤都并未根据马列对内容加以改动，可见他的自我批评，也不过是表态而已，就连这样的表态，向达也认为是降低身份。他在1956年为自己的著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的出版所撰写“作者致辞”中，既没有用马列为标准检讨自己的旧作，也没有说今后要用马列指导自己的研究。 他的这一性格，与他的人生追求不无关系。1955年在他所作《向达的自传》中就曾有这样的剖白： 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因为出生身于所谓“书香人家”，受的又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所以有为学术而学术的错误思想，那时候国家形势有激烈的变化，而我仍然埋首伏案，搞自己的学问。七七抗日战争起来，我正在英国，加入了中国留英学生抗日救国会，帮着办报，做宣传工作，不过至此而止，还不能放弃自己的学问工作，所以迟至一九三八年终回国。 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客观研究的态度，一直到解放后也没有改变： 我虽然有正义感，但我并不加入民主党派，这充分表现了我的旧知识分子性格。 我是一个学历史的学生，专门研究中西交通史……我用的是纯客观主义的方法。不问政治的纯学术的观点支配了我的思想，也感染了一部分学生……在解放前的几年，当时的斗争极其激烈，一些有为的青年，有的毅然参加革命的队伍，有的彷徨歧路很想得到先生的启发。我在当时北大的教师中，是比较被学生尊重的一个，而我没有挺身出来提示他们正确的道路，只教他们搞学问，树立了一个错误的榜样，影响了一部分学生。 抗战胜利后，他对当局不满的种种言行，完全是出于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解放后，他虽然参加了所有的政治学习，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但他的思想却没有被真正改造，这就是为什么他面对种种不合理的情况，便会口无遮拦，一吐为快，且语含讥讽。这样的性格，在反右运动中，他虽未因言贾祸，但实在也是在劫难逃吧。 他对学术的追求，他的学术成就，始终为学界所承认。早在1934年，冯承钧在为自己所翻译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写下的《序》中，就特别提到了向达对明清时期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贡献。1943年，汤用彤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及西北考察之事，也称赞“觉明精力过人，而相关学识之富，并为国内首选”（《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1945年，顾颉刚在其主持编写的《当代中国史学》里，论及中西交通史说： 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以向达、岑仲勉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向先生有《中外交通小史》，《中西交通史》，《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东方杂志》二十七卷一号）。 在向达死后的第二年，顾颉刚于1967年2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 向觉明（达）治中西交通史，冯承钧、张星烺逝世后仅有斯人。五七年不谨，列为右派，虽已摘帽，而去年大运动中旧案重提，未免打击。闻以尿毒逝世矣。前年李城追悼会中，为予与彼最后一面。觉明之死，闻在去年运动中判往十三陵劳动，体力不胜，竟以不起。 而1975年5月，因苏继庼死，顾氏又再记道： 治中西交通史者，前有冯承钧、张星烺、向达三家，三十馀年中相继化去，今苏君亦死，国内殆无其人矣，思之叹息。 因学术而为学术界所铭记，这正是向达一生为学术而学术的最终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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