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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从1月中旬到6月下旬，北大两度停课，几达半年，全校师生都卷入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大会小会不断……三五反运动很快延伸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每人要在小组内自我检讨资产阶级思想，由其它组员评议，有的人还需在本系师生或与外系师生联席会上反省并听取意见，重点人物法学院周炳琳教授则须在全校大会上做数次自我批评，等师生们最终认可，才算“过关”、“下楼”。党内曾有把向先生列为系一级的批判重点的议论，我向总支书记张群玉介绍了先生的历史，说他为人一向进步，正直不阿，张也以为然，遂未采纳作批判重点的建议。 向达对当局对知识分子的一些作法也很不以为然，比如1956年，他就曾向邓锐龄说起过这样一件事：“上海某大学思想改造中当局尽烧某教师的著作，又勒令他亲到现场观看”。这不能不令同为大学教授、将学术研究视为生命之一部分的向达十分反感。他对当时学术界普遍存在“外行领导内行”，且工作作风十分粗暴的作法，很不感冒。1957年，向达被划为右派后，翦伯赞在《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文章中，提到向达： 向达在很多会议上的发言中对科学院的党的领导大肆攻击。他说科学院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一些行政领导的党员干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业务”。他说科学院的党的领导“有如张宗昌带兵”，把共产党比作北洋军阀。向达经常摔纱帽，也就是表示自己要向外行抗议。……他身为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又是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副所长。他不把这些看作是人民给他的破格的光荣，反而诬蔑党“既外行又不信任人”。他恶毒地诬蔑党对非党人士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科学院是宗派主义的大蜂窝”。他恣意挑拨说党把科学家看作“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他威胁地说：“把我们科学家当成什么人看？我们是受气，我要控诉”。（《人民日报》1957年10月4日） 作为历史学家，他对当时的历史研究的状况--大多数文章都集中讨论所谓的“五朵金花”--也不以为然，故不无嘲讽地说“历史学只开五朵金花”（翦伯赞上引文）。邓锐龄也有回忆说： 他与我谈话里一向强调史学研究者需要有基本功，当前急需编辑出版“利他之作”，如历史地图、年表、辞典等等。 这显然是针对“只开五朵金花”而言的。 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所看到、听到、遇到的一系列事情，对向达的影响，已经不再是让他不能正常地读书、研究这么简单的事情。他的“倦勤”，他的“牢骚”，应该都与这样的社会政治氛围有关。 而这种态度及言行，也让向达在政治上很快陷入被动。1957年7月，科学院召开座谈会，反驳“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人民日报》于7月23日发表了“特约新华社专稿”，称“北京科学家昨天继续揭露民盟中央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制订人的阴谋。这是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三次批判这个纲领的座谈会。同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在会上检讨了他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昨天的会由院长郭沫若主持。”其中杨钟健的发言，在批判了陶孟和之后，也提到向达，说“向达的发言，以及向达在其他场合的一些发言也很不好，在当前反击右派斗争更深入开展的阶段，向达也应该检查”。 三 对时政不满，并时时直言表达，本来已足够使向达戴上右派帽子，但在导致许多人被划为右派的大鸣大放的时候，向达恰好人在外地而错过了“鸣放”的机会，可他仍然没有躲过这一劫。但是跟当时大部分的右派不同，他又并非以言贾祸，他被划为右派的直接原因，却是由于他对自己所属少数民族--土家族--的认同。他的学生陈玉龙在《向达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祭》（《人民政协报》1986年11月25日）的文章中说： 大鸣大放时，他正在外地考察。按理说，他可以幸免于难了。反击“右派”后，有一次在北大校园里，他带着侥倖的口吻向我说：“鸣放时，我幸而不在北京。不然，我也要戴上帽子了。”……殊不知，他在家乡和土家朋友们进行的一些正当活动，早就被人暗暗地定下“反党”、“分裂”等罪名，最后还是劫数难逃。 土家族在1950年就提出过自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不应被视为苗族的要求，但中央直到1956年10月才接受他们的要求，可是并没有正式公布这一条，实际上也仍然是由苗族自治州“代管”。在这种情况下，土家族人只好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继续要求认定自己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土家族人的向达便成了他们寻找的对象之一。 1956年，作为政协委员，向达回老家湘西作了一趟考察。当时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的邓锐龄回忆道： 1956年秋，中央统战部领导人约向先生谈话，大概是了解他视察湘西苗族自治州的情况，谈话前，我先招待他，他对我说这次回到老家溆浦，县里派了两名干部陪伴，几乎寸步不离，犹如“监视”。 回京后，向达写了《视察湖南省工作的报告》，刊于全国政协《1956年上半年视察工作报告》第12辑。同样作为政协委员的社会学家潘光旦也有一份详尽、系统的调查报告，发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刊》上，他说：“‘土家’应该被接受为一个兄弟民族，不应再有拖延，拖延便有损党与政府的威信。” 也许是因为两人在土家族认定问题上的认识一致吧，1957年3月18日，两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联名发言，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发言，题为《湘西北、鄂西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他们的意见是： （1）湖南省境以内的“土家”区域自治应先行成立，……至于湖北与四川境内的，则不妨稍缓一些。（2）在湖南成立“土家”自治区域，与早已成立了的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分合关系，是必须郑重考虑的。我们认为，分也许比合更为适当。（3）“土家”的区域自治，与湘西苗族自治州，分也罢，合也罢，我们认为在正式作出决定以前，还须多多协商，不要怕麻烦，不要怕多费一点时间。有米不怕饭迟，既邀承认，终必自治，我们想这在“土家”人是不会不同意的。 按理说，他们的这些言论发表在全国政协的《会刊》上和党的机关报纸上，而且，所论十分中肯，并无过激。但是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这一行为却被当作是“搞民族分裂主义和破坏民族团结”（《向达生平档案》，转引用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两人因此被双双划为右派。 四 有人认为，向达之被划为右派，是因为他想当土家自治州的州长。他家乡为争取土家族的认定以及自治来京说项的人，也许有此打算，或者有此提议，至于向达是否有此意向，我们可暂不作诛心之论，只要对比与他因为同样一个问题，却与土家族毫无渊源的潘光旦的遭遇，即可知道他们致罪的关键原因，还是呼吁土家族的认定和自治。当时的潘光旦在民盟中地位颇高，可是据当时民盟的秘书长叶笃义在《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中的回忆，“在被划为右派的人当中，也有未讲过任何话而被划为右派的。如潘光旦，罗隆基说他是‘揭开盖子也不说话’的人”。这样一位“揭开盖子也不说话的人”，被划为右派，就是因为认定土家族的事。 章诒和在《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章立凡主编《记忆：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的文章中说，向达之所以被划右派，与时任北大系主任的翦伯赞有关，并举出1957年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翦伯赞所作题为《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发言以为证据。但我认为这一说法不尽可靠。 根据《人民日报》1957年9月25日的报道，“【新华社24日讯】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哲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