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0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是好友张泽咸先生八十大寿的喜庆日子，黄正建先生要我作个发言，这是应当承诺的。但此文的标题似与一般喜庆的祝贺不同。这是有感于当前学界的一股吹牛风，也是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少“名流”喜欢将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成就吹个天花乱坠，甚至与客观情况完全相悖。我想，评论老朋友的成就，也完全应当实事求是。既然对老朋友如此做了，当然更欢迎别人能严格地对待和批评自己，说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此文有何不客观、不公正之处，也欢迎大家教正。对于这份特殊的喜庆礼物，甚至连在座的王春瑜先生也表示非议，但寿翁却有接受的雅量。
    我从1962年冬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工作，就很快与张泽咸先生成为好友，屈指算来，已是四十七年，他正好比我大九岁半。说是朋友，其实在准确的意义上，应是义兼师友。记得当年他看了我的卡片，提出两条技术性的意见，一是对重要部分用红笔圈划，二是尽可能标明史料的时间和地点。此後的实践证明，这两条意见使我受益非浅。不仅当时他对我的业务有不少指导和帮助，即使是他事实上已丧失工作能力的今天，我还是依赖于他，凡是涉及汉唐史中没有把握的问题，总是要用电话就教于他，方才能放心写相关的文字，有时还须拿半成品请他审阅和把关。
    首先碰到的问题，自然是如何评价张泽咸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想，在隋唐史领域，有陈寅恪和唐长孺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名家，是公认的。大致在1949年以後，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应是胡如雷和张泽咸两先生。两位先生都兼治汉唐史，就以对马克思主义译著的精熟程度而论，当然胡先生更胜；而对汉唐间史料的精熟程度而论，则张先生又胜过胡先生。
    张泽咸先生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所下的苦功夫，肯定是强于我的。我们都经历了类似的阶段，甚至大饥荒也并未改变我们的信仰。但当时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确是教条式的，只是想给自己研究找观点，最好能找到合适的语录，用于写作时贴标签。苦难往往是最好的教师，经历了文革，才真正改变了我们那种教条式的学习，学会了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而能较为自由地运用其基本观点，去研究历史。时值今日，在马克思主义被许多中、青年学者厌弃之际，我们注重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观点是一致的。有人也口口声声强调自己信奉唯物史观，不过是为出示一张对私利有用的身份证，我们也与此类人不同。
    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从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实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能力，掌握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史料的能力，即拥有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历史细节知识，以及文字表达能力，可说是治史成才的三要素。又说一个人聪明与否，在史学成就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依我的观察和经验，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终还是取决于对史料下了多大、多深的苦功夫。我写後一句话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泽咸。应当说，在中国大陆，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治史者中，张泽咸博览群书，对史料所下的苦功夫，是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之相比的。他不仅通读秦汉至隋唐的史籍，并且读过很多包括《宋会要》在内的宋代史料，还兼读宋以後的不少史料。他的总体学术水平，当然在我之上。
    在文革前，历史所的旧人都一致公认张泽咸先生的用功。特别是在大饥荒时期，张泽咸下放到曲阜劳动锻炼，饿得全身浮肿，已肿到无法弯腰穿鞋，一条性命差点送掉。但回北京後，不顾病体未痊，天天泡酱油汤灌饥肠，深夜读史。他身体本来很壮，经历此次折磨，接着又遇到丧妻之痛，完全垮了下来。他搜集了自秦汉到宋元的相关史料，在文革後本拟写一部估计应有４００万字的汉宋农业史。然而在健康状况已经完全难以维持正常工作的情势下，最终只是勉力完成了７５万字的《汉晋唐时期农业》，无法写更大部头的论著，真是可惜！
    我常说自己治史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调。如果放大一点，对自1949年到1966年进入史学界的人们而论，先天不足并不具有普遍性，而後天失调具有普遍性。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和劳动锻炼，加之有人还承受冲击和折磨，不仅剥夺了人们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还有精神，甚至肉体上的痛苦。在此种艰难的条件下，又没有如今的古籍电脑软件，故只有寥寥可数的人，能够贯通几个断代史。例如漆侠先生通读二十四史（《明史》只读部分），对秦汉到隋唐辽金的各代史，都有相当的研究，而尤其擅长宋史。主要是治元史的周良霄先生，他到现在还不会使用电脑，但从他的力作《皇帝与皇权》看来，他读史和治史肯定是跨越断代的，其贯通中华古史的水平肯定在我之上。还有如上述胡如雷、张泽咸等先生，他们的艰苦努力，确实达到了生命的极限。
    张泽咸先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其作品如下：
    《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50万字，中华书局，1979年；
    《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与朱大渭合作，54·9万字，中华书局，1980年。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隋唐部分，北京出版社，1983年；
    《唐五代赋役史草》，37·6万字，中华书局，1986年；
    《中国屯垦史》中册的部分，农业出版社，1990年；
    《唐代工商业》，39·2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唐朝阶级结构》，42·6万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中国屯垦史》，与郭崧义合作，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
    《中国航运史》，与郭崧义合作，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
    《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他写第一章和第四章第十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隋唐时期农业》，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汉晋唐时期农业》，75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一得集》，论文选集，29万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张泽咸集》，40·9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晋唐史论集》，25万字，中华书局，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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