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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的无法统计字数，如《一得集》也不能作重复统计，可统计者为365·2万字，据张泽咸先生说，仍有约30万字论文未曾编集。连同台湾出版的三部书，应有500万字以上。我想，如果有可能，至少应为另外的30万字论文，再编一论文集。将来如有可能，应出版《张泽咸全集》。可惜因他的身体状况，本人已难以参加编集，须统一体例，特别是应当校对文字和史料，极为费力。 张泽咸先生的大作中，给我印象最深者，是《汉晋唐时期农业》和《唐五代赋役史草》。《汉晋唐时期农业》是分地区论述的，可称全面的区域农业，而在体力和精力极差的条件下，已经难于做到认真地核对每一条史料。但我们拜读此书，仍可体会他治史的顽强毅力和辛劳，这当然是他人生的最後一次呕心沥血的顽强拼搏。《唐五代赋役史草》的特殊优点，是广泛引用唐以後的史料，以论析唐史。我曾对张弓先生说，就广泛引用唐以後的史料，论证唐史而论，张泽咸是胜过他的老师唐长孺先生的。张弓立即说，唐长孺先生在生前也对自己说过同样的评价。其实唐先生与我接触很少，从来不可能交换看法，但结论相同。 任何高明的学问家，总有自己的弱项和缺点，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总会不断开发其未能深入或涉足的课题。本着尊师重道的传统和精神，对前辈优秀学者应当非常尊敬，但也不宜偶像化和神化。我曾对张永山先生说，我们衷心敬慕张政烺师，但评论他的学问，不应说过头话，这其实不是尊敬老师，他也表示同意。在正常的情况下，学生超越老师，後辈超越前辈，是天理当然的。只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在学问的总体上确实根本不能胜过老师和优秀的前辈，但也应尽量开拓和发展自己治史的新境界。譬如陈寅恪先生，是公认的史学大师，但他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不够注重。唐长孺先生有1949年後的时代条件，注重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的作品主要是论文集。张泽咸先生在另一种时代条件下，则注重写专著。应当指出，张泽咸与唐先生的师生感情是极为深挚的，尽管本人体能已经很差，还是勉为其难地整理唐先生的遗著，花费了很大心血。 前面说过，张泽咸先生治史，确实达到了他精力和体能的极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评论他的弱项和缺点。以下就他治史的不足提四点看法。 第一，他没有外语能力。 第二，他对先秦史料下的功夫不够。前辈学者对我们的教导，是治史打基础，应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我们大致还是依此教导行事，但对先秦的史料不下功夫，或下得甚少。应当说，张泽咸在研读先秦史料方面肯定强于我，但仍是不够的。特别经过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实践，方才感悟到，不通先秦典籍，极大地限制了自己学术水平的提高。 第三，他治史侧重于社会经济史，而对其他如政治史、制度史、军事史、教科文史、宗教史等，虽有涉及，但不论就深度和广度而言，比不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第四 ，对中华专制主义批判不够。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黎澍先生于1977年发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雄文，吹响了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号角，这是一个事关中华民族进步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史头等重大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当然也绝不是唯一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张泽咸和我当然是同意黎澍先生的观点，但在行动上则是迟缓的。看来我们都是想走学究式的道路，当张泽咸觉悟到这个问题时，其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做什么了。张泽咸对专制主义是有批判的，例如土贡，其实是古代皇帝竭天下以自奉的制度化，对民间为害甚烈，流毒甚远。张泽咸先生重视这个问题，故在《唐五代赋役史草》中作了专门论述。我却是很晚也悟出土贡研究的重要性。但总的说来，对中华专制主义批判不够，仍是他的治史的不足。 对此还想多说几句。有的学者认为，学者应当疏离政治，并且认为如翦伯赞、吴晗等先生当年就不应参加反蒋民主运动。有的学者把北大精神概括为“难得清高”。中国自古以来，优秀的士大夫就强调清高。但如今的中国毕竟不同於往昔，是处在一个新时代。例如在官本位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学者不可能与权势不发生瓜葛。今天要说清高的话，就不应是古代优秀士大夫的清高，而应是在专制制度和思想面前，表现出民主的清高，在愚昧和伪科学面前，表现出科学的清高，当然，在腐败面前，也必须表现出洁身自好，入汙泥而不染的清高。这只怕才是所谓“北大精神”的精髓。时至今日，母校提出的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应当排除那种狭隘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式的古代传家宝的思维；北京大学的人们固然理应继承和发扬此种光荣传统，其他教科文机构的人们也同样有权利继承和发扬此种光荣传统。要继承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必须支付代价，也应当支付代价。 现在张泽咸先生的身体条件，已不允许他从事治史工作。但八旬高龄，神志是清楚的，记忆力也不错。如果他还能为中国史学发挥一点馀热的话，我很希望学者们能同他多通电话，多交流学问，这对他，还是对别人，都是有益的。 最近在电视上见到一位老军医说得好，生活上要知足，学问上要知不足，事业上要不知足。但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到了这个年龄，在事业上是心有馀而力不足，只能勉为其难地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但如今的中青年学者是完全不同的。我想，从中国现代史学实际发展而言，我们这代人的水平是到了谷底，往後则应当，也可以一代胜于一代。让我们为此目标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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