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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其时大概已不胜其烦乱，从而提出将国体、政体分开思考的一种建议。总之时代变了，立场转换，梁启超此时不再倡言革命，甚至开始为往日革命的对象--君主--解脱。他说，君主的尊严“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而“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诸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严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 就《戊戌政变记》而言，“革命家丑诋君主”其实正是梁氏往日所为，如果“君主”可以包括西太后在内的话。而梁氏的如下言论，不知是否可理解为包含了若干反省与懊悔：“吾数年来怀抱一种不能明言之隐痛深恸，常觉自辛亥、壬子之交铸此一大错，而中国前途之希望，所余已复无几。”“盖既深感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是用怵惕仿佛，忧伤憔悴，往往独居深念，如发狂疡。” 但梁启超的聪明睿智还在，他对清朝灭亡之后骤然来临的亡国危机有敏锐的觉察，于是便提出了一个口号：“中国不亡论”。《杂答某报》是与《中国不亡论》同一主题而论述更详的一篇文章，文章针对答汪精卫等新一代革命党的“二次革命”主张，提出五项疑问。文章的价值在于其中具有求真求实的精神，而文章的宗旨也与陈寅恪所主张的“文化本位”渐趋接近。只可惜“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的惯性已经形成，难以遏止了。 6 1915年，即“洪宪”元年，陈寅恪在北京经界局任蔡锷秘书，蔡锷即梁启超弟子。陈、梁二人同为洪宪称帝的亲历者。故陈寅恪“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一语，亦当时当日情形的真实写照。 但转眼又到了1945年，梁启超的维新的激情已成过去，而吴其昌的民国的革命激情正盛，陈寅恪却开始为德国无条件签署投降书之后的形势担忧。 故在《书后》结尾，陈寅恪又说：“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飚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以梁氏所见及梁氏所未见，质正于政治，而肇端则为戊戌，隐然有论定责任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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