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样，《自序》中那一段话的基本意思是：通过广泛搜集、考订古今史料，撰写一部“成一家之言”的，即“综其终始”而又统一“六经异传”、“百家杂语”中不同古史传说的通史，来“拾遗补艺”，羽翼经学。在司马迁心目中，《史记》恐无异于一部有独特风格的“六经”新传记。这是当时经学尚缺乏一部系统通史作为羽翼，司马迁敏感到这一点，力图以史记适合这一需要的明证。 2.《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综其终始”四字，又见上引《报任少卿书》，指系统掌握或撰写古史。所谓“儒者断其义”两句，是紧接此序前文而言。在前文中，司马迁高度评价孔子撰《春秋》，又说“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9）这之后，方慨叹“儒者断其义”云云。按断，判也；义，宜也，理也（10）。“儒者断其义”，当指荀子、孟子等著书立说，“捃摭《春秋》之文”，仅旨在宣扬、吸取其义理、原则。“驰说者骋其辞”，当指韩非等著书立说，其“捃摭《春秋》之文”，又仅旨在利用其文辞、内容（11）。意思是，他们全都不肯在掌握或撰写“综其终始”的历史方面下工夫，所以自己要谱《十二诸侯年表》，帮助人们学习和掌握《春秋》之要领（12）。这个评论，虽然涉及的只是由西周至孔子这一段时间，和《春秋》这一部经书，但联系上引《自序》，就不难看出，两处思想完全一致。《自序》是说，撰写全部通史旨在“拾遗补艺”；此处是说，谱《十二诸侯年表》旨在从一个角度帮助人们掌握《春秋》。后者等于给全部通史如何“拾遗补艺”提供了一个具体范例，而成为《史记》崇儒的又一证。 3，《自序》又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正义：“先人，司马谈也”，是。按司马谈虽然原则上崇道，但在此处却是崇儒的。推其意，就是叮嘱司马迁必须撰写史书（13），并以六经精神为指导。这是《史记》原则上必不可能推崇与正统儒学对立的“异端思想”的强证。否则就等于表明司马迁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在他那个十分重视孝道的时代，将会承受极大的压力。即使确如有些学者所说，需要表面上应付一下来自某些方面的指责，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敷衍一下就行了，何必端出父亲来？端出司马谈的话，就表明司马边是真心诚意的崇儒。 （二）从贯串《史记》的历史观，也可看出其通史系统之建立，适应了儒家思想的需要，特别是配合春秋公羊学和董仲舒的三统说，为西汉统治寻找理论根据。 按三统说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战国末年已经出现，系由五德终始说蜕化而成（14）。汉武帝时，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宣扬三统说，主张历史上王朝之递嬗，按黑统、白统、赤统三统依次循环。如夏代为黑统，殷代在白统，周代为赤统。每一统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礼乐制度（正朔、服色等）。赤统以后注定必由黑统来统治天下。那么谁是继周代的黑统呢？就是汉王朝（15）。很明现，这一学说是在为汉王朝统治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根据。为了完备这个三统说，董仲舒构筑了一个独特的通史框架（见下）。但因为只是框架，缺乏具体史实，因而虽起了一定作用，仍缺乏足够说服力。要有足够说服力，就需要在这通史框架中填进具体史实。《史记》正好适应了董仲舒这一需要。 1、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提出一种理论，构筑了一个独特的通史框架。据此理论，古代存在“三王”、“五帝”、“九皇”这些名号。以周为例，“三王”便是夏、殷，加上周自己，均为大国；“五帝”便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因时代离周已远，故其后裔均降为小国。“九皇”并不是九个皇，而是顺三王、五帝向上数的第九个朝代，它便是神农，后裔更降为附庸。但这些名号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的。如时代由周进展到春秋，“三王”便改成春秋（鲁）、周、殷；夏则转为“五帝”之一，后裔降为小国。这叫“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即殷，宋为殷后裔）”。原“五帝”中的“黄帝”转为“九皇”，后裔降为附庸，而原“九皇”神农之后裔，则由附庸下降为民了（16）。 《史记》的通史系统的框架基本采用董仲舒此说。除了“三王”为夏、殷、周，“五帝”正好是黄帝、颛顼、喾、尧、舜，与董说全同外，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史记·五帝本纪》叙述五帝以前历史，恰恰只记了一个“神农氏”，同于董说的“九皇”。不仅此也，《三代改制质文》据五行相生说，称神农为代表火德的“赤帝”，意思是注定要由代表土德的“黄帝”取代；而《史记》正好也隐以神农为“炎帝”，即“赤帝”（17）。大家知道，在司马迁时代，“三皇五帝”是众说纷纭的（18），而《史记》偏偏同于董仲舒说，不但撇开“三皇”诸说，在《五帝本纪》中连当时颇为时髦的“伏羲氏”也一字不提（19）。如果再联系司马迁曾向董仲舒请教过《春秋》，有人甚至以为司马迁乃春秋公羊学的主要传人（20），则说《史记》通史系统框架基本采董仲舒说，旨在通过充实大量史料，弥补三统说的不足，为三统说服务，恐怕并非毫无根据的。当然这里有两点需说明：甲，《五帝本纪》不以“九皇”名神农。这当因“九皇”的提法容易与当时流行的“三皇”、“二皇”混淆（“九”方序数，而“三”、“二”为数词），但在“三王”、“五帝”之上再单独提出一个神农，实际上还不是“九皇”吗！乙，按上引《三代改制质文》，“三王”等名号不是固定的，发展到汉代，“三王”应是殷、周、汉（21），而《史记》却将“三王”、“五帝”固定下来，“三王”仍是夏、殷、周，未将汉归人“三王”。虽然这有很大不同。但这个变化并非始于司马迁，董仲舒早已开了头。如在《天人三策》中说：“握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此“三王”在尧舜以下，汉代以上，按当时习惯，只能指夏、殷、周（22）。其所以会发生这个变化，当因长期以来经过战国诸子百家之宣传，“三王”已约定俗成，固定为夏、殷、周，致使董仲舒最后不得不适应这一现状。由于它对三统说并无大的妨碍（如仍可宣扬汉为黑统，继周之赤统等，见下），所以作了让步。可见，《史记》遵循的仍是董仲舒说。 2、更重要的是，《史记》还努力宣扬三统说。《高祖本记》论赞表述得最清楚：“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指轻薄），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天统”，这时意指合乎天意的原则、纲纪，也就是三统中的一统，董仲舒常用此词。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显然指的正是三统之循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早已提出，对“三王之道”出现的“弊”，必须补救。“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所继之捄（通救字。师古曰：“继，谓所受先代之次也；救，谓救其弊也”），当用此也“。又说：“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这里没有提到秦，这是因为董仲舒不把秦看成一统。所以他在该文另一地方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后益甚之。”结果“以乱继乱”，成为“腐朽之木”、“粪土之墙”。意思就是，秦从未构成“上忠”、“上敬”或“上文”的任何一统。（23）司马迁这里所遵循的正是这一思想。上文大意便是，经过夏、殷、周三统循环，已达到“文敝”阶段（24）。秦承其后，不但不救弊，反而加强刑法（即扩大“文敝”），结果短命。而西汉继之，却能改变政策措施，使人民从祖放下复苏，证明合乎“天统”。这不是和董仲舒一模一样，认为秦并没有成为一统，而汉则越过秦，直接继周，而成为一统吗！正因这段话精开地阐述了三统说，并为汉代统治找到理论根据，所以后来进一步宣扬董仲舒学说的《白虎通义·三教》、纬书《春秋元命包》（25），几乎全文照抄《高祖本妃》这段话。 (责任编辑：admin) |